主权与人权:现代国际法的博弈与发展——从菲德罗斯的论断出发

菲德罗斯认为国际法现在本质上是“国家之间的法律”,但将发展为“人类的法律”,这表明了国际法从主权定向转为人权定向的观点.人权的兴起对国际法产生深远影响,带来了人权国际法分支、对一切的义务观和国际刑庭等新的变化,也在不使用武力、保护的责任、个人的国际法地位等方面产生了与主权的博弈.主权导向的国际法仍将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人权定向则根植于现实的需求并将成为国际法的发展方向.进一步看,主权和人权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类的法律”是对“国家之间的法律”的发展和超越而非否定.     

税收法定原则能生命在于落实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来，这一学界力主的税法“帝王原则”逐渐被社会各界所认识和接受。     

司法改革视域下法院预算独立问题研究

法院预算独立对确保司法权独立行使、提升司法质量、实现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有重要意义.我国法院预算采取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模式,由此导致了法院地方化、法院发展不平衡以及司法腐败等诸多问题.推动法院预算独立,符合司法本性和发展规律,是当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应充分考虑法院地位的特殊性,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原则,构建以各级法院为主体、最高人民法院统筹负责的法院预算编制执行体系和以全国人大为主导的法院预算审核和监督体系.     

论房产税改革路径的法治化建构

我国现阶段的房产税改革因循行政试点路径,其合法性存有瑕疵,实践中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与现代国家治理观念不相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并首次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表明未来的房产税改革应当以全国人大制定《房产税法》的方式推进。立法与改革是良性互动的,改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立法也能够增强改革的科学性与正当性。推进税制改革的过程应当同时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过程,而房产税改革最需要、也最适合立法,有望成为其突破口。在房产税立法过程中,应当平衡好立法与行政、国家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三对关系,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让改革在法治保障下顺利推进。     

迈向税收治理现代化——《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之评议

《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目标是构建现代税收征纳制度,推动征纳双方从不平等的、单向的、对抗的管理关系转型为平等的、互动的、合作的治理关系。由此观之,《征求意见稿》取得了诸多可喜进展,但还应再进一步。具体来说,一是要树立现代税收治理观念,彰显税收程序法控制权力、保护权利的公法价值,实现立法名称与宗旨的"去管理化";二是要提升税务机关的有效治理与规范治理能力,以税收法定原则为核心,探求信息管税与隐私保护、征税效率与经济自由的平衡协调,实现对征税行为的程序控制;三是要加强和完善诚实推定权等纳税人权利,在税务利息和滞纳金等方面淡化国库优位色彩,并进一步改革复议前置与纳税前置制度。     

论刑法学中的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是近代哲学核心问题之一.从事实与规范概念分析的视角,可以对刑法学中的犯罪、行为、违法性等重要概念进行分析与梳理.罪刑法定主义作为现代刑法学体系的基石,要求刑法学概念从事实层面发展向规范层面,并进行某种程度的折中.     

新《预算法》：疏堵结合规范地方债

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修改决定，新的《预算法》将从2015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备受关注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新《预算法》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10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也对外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胜债务管理的意见》。     

立法主导是税制改革的优选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税制改革因循着行政主导的试点模式。从法治视角看,试点模式处于合法性缺失状态,存在内在弊端。与之相对应的是立法主导模式,坚持立法主导,对于提高税收立法水平、落实税收法定主义、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客观需要。在未来的税制改革进程中,应当坚持立法主导的路径选择,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来解决改革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