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青少年维权经历

一、初涉案情 那是在侦查监督科工作时办理的一起案件。像往常一样审查公安局提请审查逮捕的卷宗，一起看似普通的盗窃案引起了我的注意。犯罪嫌疑人闫某，男，17岁，1989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在天津市西青区南河镇某村，在村办工厂上班，无行政、刑事处罚的记录，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相关实务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312条做了较大修改，这一修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犯罪对象从“犯罪所得的赃物”扩大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二是将犯罪方法增加了一个兜底性条款，即“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三是提高了法定刑，情节严重的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修改对于更好地打击赃物犯罪（因实务中惯称，本文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简称为赃物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理解与适用的问题。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就如下问题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论立功线索的本质特征

是不是只要犯罪分子提供的案件线索司法机关查证属实就可以认定为立功呢？那些属性是决定案件线索可能会被认定为立功的本质特征呢？笔者试以分析立功线索的本质特征来解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看如下案例：     

浅析刑事和解文书的制作

当前，刑事和解在检察实践中逐渐得到了应用，但实践中对刑事和解文书的制作不够重视，既没有法定的文书模本，也没有相关的论述，为此，笔者拟对和解文书的制作问题作些探讨。     

加强基层检察委员会建设的几点看法

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的机构,主要任务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加强检察委员会建设,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是当前检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能力和工作效率,坚持科学、民主决策,保证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具有重要意义。     

冒用他人遗忘在自动取款机里的卡进行转账应如何定性

被害人甲持银行卡到农行自动取款机转账，插入卡输入密码转帐1万元后手机响了，被害人接听完电话后匆匆离开，把卡遗忘在了自动取款机内。嫌疑人乙恰巧也到该农行自动取款机取款，看见甲匆匆离去。当乙触摸屏幕时发现自动取款机出现可以进行转账的操作界面，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转账1万元到自己的卡内，没想到转账成功，于是乙又查询发现账户里还有10万元并将该10万元转账到自己卡里。在另一个自动取款机上，嫌疑人乙拿出自己的卡将11万元取出。     

收受信用卡若干问题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8条规定：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该条规定的后半段实际上就是解决收受信用卡如何认定受贿数额的问题，由于现在我国信用卡市场的复杂性，该条规定并不完备，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讨论。     

简论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益”

《刑法》第389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对于“不正当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类：第一类认为是非法利益；第二类认为是非法利益和其他不应当得到的利益；第三类认为是非法利益和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不确定利益；第四类认为是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违背职务上要求的利益①。从此四类观点分析，非法利益是公认的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益”，分歧在于“不应当得到的利益”、“不确定的利益”、“违背职务要求的利益”，这是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分类。笔者以为利益无论如何分类，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才能取得，并且刑法是通过评价人的行为即取得利益的方式手段来对不同种类的利益加以评价。笔者从获取利益的方式手段上将利益分为如下三类，便于从刑法的角度讨论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盆。     

简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司法实践中，诈骗类犯罪最常见的就是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而在实践中存在着只要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倾向。为避免将合同诈骗罪作为避重就轻的口袋罪，对该类犯罪行为准确定性、不枉不纵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讨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文章为数甚多，笔者在此根据立法精神，结合实践中出现的案例，谈谈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以期和同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