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实质说理”与改革建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言词与实物区别排除”,或者说,“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是整个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一个“短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瑕疵证据、非法证据通过“补正”、“合理解释”被采纳,但缺乏“实质说理”。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强化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说理”。这一完善过程是艰巨的,涉及实体规则、程序规则、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构一独立自洽的针对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诉中诉”程序。     

往返流盼：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考证与展望

受革命道路、政体结构、法制传统、诉讼资源等因素影响,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在法律发展史中命运跌宕,经历了数百年的枯荣和沉浮。从俄国彼得大帝的初步实践,到苏联的系统运行,强调最高性、全面性、单向性的一般监督权在维护法制统一上有得有失、毁誉参半。当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仍然存续着有限的一般监督权,并在监督方式上呈现出针对性、有效性、双向性的发展趋势。基于法制统一、保障人权等目标,我国可在合宪性监督、劳动教养监督、检察建议权、行政执法监督上明确有限的一般监督权。     

有罪推定基本问题研究

广义的有罪推定,从涉及的文化场域划分,可划分为宗教意义、伦理意义、法律意义和日常观念上的有罪推定.在历史上,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甚至混合,并且在功能上具有正、负的二元性,在特定的法律文化中,甚至具有多元性功能.对有罪推定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其残余形式的源流,也为理解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提供了理论前提.     

证据法学基本问题之反思

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根本问题在于形成体现现代证明活动自身特殊性的具体认知理论。裁判事实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关系具有或然性,应寻求适当法律程序与规则,以保障关于案件事实的认识在最大程度上符合或者接近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走出以点带面的偏狭思维,转向一种动态的证据概念,并在证据的真实性上强调当下社会认知条件所能达到的真实或属实。基于狭义证明理论,裁判并非都以查明事实真相为必要条件和最终目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法官的照顾义务和消极的实质真实义务。证据法学的研究方法应是一个多元化的、开放性的、与时偕行的体系。     

刑事诉讼法律推理的方法论基础

刑事诉讼法律推理,就是裁判者依据一定方法将案件事实构成要件与刑事诉讼行为条款实现"合致"的过程.由于中国刑事诉讼裁判规范的不确定性,加上诉讼构造上的职权性色彩浓厚,往往忽视"复合型刑事诉讼行为"中的推理结构.建构"复合型刑事诉讼行为"中具有初步性、程序性的"罪刑推理"、"证据推理"、"程序推理"和"效果判断"等推理形式,有助于防止推理中的任意、不当,甚至违法情形,同时促进推理过程的精密和规范.     

“光芒”还是“阴霾”:聚焦科技证据与《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技术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明确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规范录音录像及其视频资料、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等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科技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有利于我国革除传统口供主义的弊端,促进正当法律程序改革,但同时也带来了人权保障方面的诸多难题。在将来的修正案中,有必要依据证明力上的关联性、证据能力上的容忍性等积极完善科技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质证机制,强化刑事司法机关的科技配置。     

比较与借鉴：刑事诉讼价值权衡的方法论基础

刑事诉讼价值权衡,就是由裁判者依据一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的衡量与选择活动。中国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之路,即是一部价值权衡的曲折史。在方法论层面,比较与借鉴法学方法论以及两大法系中经验,中国刑事诉讼法可确立“综合式利益衡平模式”,融合“静态位阶方法”和“动态衡平方法”;同时,作为保障,需要克服部门利益化、职业利益化的偏狭心态,完善刑事诉讼法立法艺术,培植刑事诉讼“法权感”,力求利益均衡化、最大化。     

刑事和解配套制度的实证分析与立法完善

与刑事和解相关的配套制度之缺失与不健全,已经严重影响到刑事和解的适用及其功能的发挥。实证研究表明在刑事诉讼程序内,与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具有密切联系,而且影响刑事和解法律功能的,最主要的是程序分流机制和案件考核机制。在刑事诉讼程序外部,对刑事和解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参与能力、处分主义等密切相关的配套制度有贫困救助机制、心理矫治机制、法律援助机制、社区警务机制。     

刑事错案界定中的焦点问题及其评述——关于“案件”、存在性和判断标准

当前，如何解决刑事诉讼中的错案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热点问题：一方面，实务界利用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在克服司法积弊、整肃司法队伍、促进司法公正上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是，与之伴生的是，错案追究制度日益暴露出违背诉讼规律、挫伤办案人员积极性等弊端，受到不少批评。另一方面，学术界围绕错案的界定以及判断标准、错案追究制度的缺陷与完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由于受历史与日常思维定势影响，大家对错案关注的重心在于审判环节的错误裁判，尤其集中在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攻击”与辩护上，导致对错案的认识局限于非常狭窄的范畴，不利于科学解释、防范、救济错案，尤其是忽视审前程序中错案形成及其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