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十字路口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困境加剧抑或曙光乍现

我国法院系统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一个是地方财政一定比例的诉讼费返还。目前各级财政对于法院收入的诉讼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缴的诉讼费全额上缴给财政专户，财政统筹后再以预算外资金的形式，根据其经济实力与法院的开支预算报告决定拨款数额的多少。因此，不同地区的法院得到的财政拨款各不相同。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多，经费相对较充足；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少，财政困难，法院经费保障严重不到位，影响审判工作的正常运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实施则很可能导致法院经费更加捉襟见肘，雪上加霜。同时，这种严重依赖地方财政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也是造成法院难以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最主要体制性缺陷之一。改革现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预算制度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域外回应权制度及其启示

回应权制度起源于法国,旨在实现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平衡。法、德、美三国回应权制度在功能定位、权利主体、行使条件、媒体义务、法律责任方面各具特色。相较于诉讼方式,回应权制度具有规制适度、成本低廉、针对性强等优势。我国应当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域外立法例科学内核,适时构建富有本国特色的回应权制度。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得失之辩：忧虑与期待

2007年4月1日起实施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突出了落实"司法为民"理念这个亮点,但其在合法性、立法理念以及立法技术方面也存在缺陷,在就办法本身的缺陷进行分析的同时,本文还就诉讼费制度配套制度,诸如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完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等提出了建议。     

行政诉讼调解中的公众参与

和谐社会呼唤和谐解决纠纷的方式。调解制度与时代契合,在司法实践中正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本期刊登的这篇文章,运用比较分析、法律解释学等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行政诉讼为什么能够调解、如何调解这两个困扰学界已久的问题进行解读。该文最大的亮点是,将二战后欧洲兴起的公众参与理论引入行政诉讼领域,把公民对行政行为形成过程的参与作为实现行政诉讼调解的途径。这是一种有益的理论探索,对于完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考察视角。     

美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本原厘定与移植回应

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移植论"存在方法论误用的缺陷,过度关注概念和规则的译介,而未深究其制度功能所关联的特定社会背景。信义义务根植于普通法特殊的历史土壤,以信托为"母体"并经归纳推理不断扩张泛化,"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是这种泛化现象的缩影,早期"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内涵已被"公平交易义务"取代。内涵演变的动因是对公司本质认知的进化以及因之发生的个人法向团体法逻辑的持续递进。我国控制股东滥权现象的主要成因并非规范资源不足,转轨时期"政企不分"的现实和公司法体系二元区隔的倾向亦不容忽视。美国关于交易公平性判断的程序性规则有助于克服法律行为评价系统的局限性,具有"复原"商业决策背景的功能,契合复杂的市场环境需求,是最具借鉴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