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省区“侦查讯问程序改革”调研报告（下）

继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分局、甘肃省白银市公安局白银分局共同合作在该三个基层公安机关进行“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项目”之后，2006年7—8月间．课题组分成四个组先后到浙江、黑龙江、安徽、新疆等四省区进行了“侦查讯问程序改革”调研活动。本课题组主持人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樊崇义．主要成员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冠。     

四省区“侦查讯问程序改革”调研报告（上）

继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分局、甘肃省白银市公安局白银分局共同合作在该三个基层公安机关进行“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项目”之后，2006年7—8月间．课题组分成四个组先后到浙江、黑龙江、安徽、新疆等四省区进行了“侦查讯问程序改革”调研活动，．本课题组主持人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樊崇义．主要成员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冠。     

关于加强死刑案件辩护的若干问题

为使死刑的判处及执行做到万无一失,加强死刑案件的辩护是诸多保障、控制措施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首先,在一般诉讼程序中,应当保障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从立案侦查起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建立讯问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或录音录像制度;赋予死刑案件的辩护人介入有关侦查活动的权利;其次,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应当确立并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享有与死刑复核程序的特点和审理方式相适应的辩护权;最后要加强对死刑案件辩护的培训和指导,提高辩护人的执业素质和辩护技能.     

侦检一体化：理想与现实

理论界不少人针对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张我国应当借鉴大陆法系一些国家侦检关系模式,实行侦检一体化,并认为此举必将极大地推动诉讼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但是通过对国外不同侦检关系模式进行深入地考察和对我国侦检关系现状及论者所主张的未来变革进行细致地分析,不难发现,理想与现实相差甚大,“侦检一体化”的主张值得思考。     

我国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之榫与改造

在我国 ,与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比较 ,侦查程序基本上是在不公开、随意性很大的状态下进行的。在此情形下 ,一方面 ,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更需要保障 ,另一方面 ,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各种现象屡禁不止 ,时有发生。英国有句古老而著名的格言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 ,而且应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①。据此 ,本文拟在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状况进行检讨的基础上 ,提出改造之思路 ,教于学界师长同仁。一、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管辖异议权的设立刑事案件的管辖是启动刑事诉讼程序首先要解决的问…     

关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从实体和程序上鼓励、引导、保障确实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予以从宽处理、处罚的由一系列具体法律制度、诉讼程序组成的集合性法律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之间实质上是刑事诉讼中对办案机关及办案人员办理案件的实然需要与应然要求的关系;认罪认罚从宽不等于辩诉交易,后者只是一项具体的诉讼制度,不可能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提并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适用于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适用于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也适用于普通程序.     

检察职能的新发展及未来趋势——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历经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两届全国人大纳入立法修改规划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不久前经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于2013年1月1日生效施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达120多条,涉及内容及其广泛。其中对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解析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在实体上存在内在联系,这决定了一些案件中的行政执法证据需要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解决了此前实践中存在的证据转换难题。行政执法证据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内存根据,主要是因为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收集、调取的部分证据,一旦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被收集、调取,就不可能再重新收集、调取,此类证据不得不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主要是指该类证据具有证据资格。     

互相理解 彼此尊重 正当往来 共护公正 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关系之关键词

法官与律师都是法律职业人，他们因各种诉讼活动而走到一起。在此过程中，双方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到双方自身，而且由于双方职业的特殊性，还对法官能否公正、廉洁执法，律师能否依法维护正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直接的影响。     

刘少奇说，元帅“我不评了”——我军首次评授军衔时的人和事

实行军衔制度，不仅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重要标志，而且有利于国际交流。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为加速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实行军衔制很快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有关部门开始着手研究军衔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