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疑难问题探讨 ——以南京市2019年的刑事判决书为视角

通过研读2019年南京市刑事判决书可以发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刑罚、行为对象规模、争议焦点等等方面的特征。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存在规范性、资金用途定性、涉案金额认定等困惑。树立精确性裁判理念是解决判决书规范问题的根本。避免正常生产经营的融资行为入罪化需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抽象法益观具体化,戒忌结果导向法则。"不特定对象与金额"的判断的重心应由被告人层面转向被害人视角,以投资人认知水平和经验为基准。     

司法权社会性的历史考察——兼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时间的维度考察，司法权社会性的意义呈现出一条历史变迁的线索：在国家出现之前，司法权具有原初的社会性；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司法权经历了从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到排斥社会性的过程；最后，为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司法权的社会性回归历史的舞台，并通过法概念论的学术更新，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通过法概念论的更新，法律被视为一个实践的概念，司法则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样，严格依法裁判同时包含了国家性与社会性，而法律效果则包含了社会效果。     

“于欢效应”的审视与解析

于欢案件判决的结果在南方周末报道后引起社会大众、法学专家等的广泛关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媒体报道的事实存在一定的差异,案件的事实为何有待司法机关进一步的考究。以《辱母杀人案》中的事实为依据,于欢构成正当防卫。于欢效应现象下实质上揭露了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良性与恶性的关系。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适用的问题与于欢效应下中国式关注的现象值得反思。     

论法律的中度客观性

关于法律客观性的陈述,既可以是一阶命题,也可以是二阶命题。二阶命题关注适于法律的客观性的根本性质,是法律客观性的真正难题。传统理论对客观性作出了强弱两分,并试图证明法律具有强的或弱的客观性。但是,它们皆不能合理解释法律及其实践的性质。事实上,适于法律的客观性既不是强的也不是弱的客观性,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中度客观性。法律的中度客观性源自法律实践性之本然,它对法律实践与法治提出了正当且充分的规范性要求。     

浅析司法

对何为司法以及司法为何可有不同回答,但以下四个方面却不应遗漏:实现正义是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消极性与积极性的张力之间保持客观中立是司法的角色定位;充分的说理和论证的义务是司法在技术层面的要求;司法权力运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则涉及司法的权威。这四个方面应为现代司法题中应有之义,缺乏其中任一要素,都是有缺憾的,都可能成为司法改革的动因。     

“仿真枪”案的法律解析——以“赵春华案”为视角

我国对枪支标准的认定并无相应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司法机关在缺乏具体解释的前提下,依靠公安部鉴定标准进行裁判。赵春华摆设气枪摊案的判决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矛头直指"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鉴定标准。存在缺陷的枪支鉴定标准成为案件裁判的依据,有损司法的权威,有违社会大众的常识、常理、常情。应当立法或由司法机关明确确枪支鉴定标准,现有的公安机关制定的枪支鉴定标准只能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道德争议案件与司法的合法性——对“泸州遗赠案”的反思

在有关泸州遗赠案的讨论中，存在着规则论与原则论的争论。规则论者试图排斥道德立场，而原则论者则认为应作价值考量，两者的争论表面上是法律与道德之争。但实质上，规则论排斥道德立场本身正体现了一种道德立场，因而规则论与原则论之争的实质是两种不同道德立场的争论。引人道德立场之后，司法裁判面临合法性的追问。但是，既有讨论对此皆未能给出有效的回答，因此，泸州遗赠案有待进一步反思。     

你拿什么说服我?——评许霆案重审判决

2008年3月31日,许霆案重审宣判,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罪名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但是,本案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其关键在于许霆恶意取款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行为。本文将重点分析"秘密"与"窃取"的构成要件,指出在本案中,许霆的行为与之并不相符。最后,本文指出,本案的根本缺陷是判决书说理不足,从而严重与直接削弱了该有罪判决的信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