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科学态度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

我的报告题目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科学态度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曾经用这个题目讲了话。大家知道,“五四”远动有两个著名的口号,叫作科学和民主。对这两个口号怎样理解,是可以讨论、研究的,在会上我看到     

建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学科中的一些问题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现在已经积累起很多的实践资料和理论资料,因为十月革命到现在世界上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中国从井冈山算起也有五十年了,从井冈山那个时候就有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政权,革命根据地就有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分、因素。这就积累起丰富的实践资料。理论资料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从马克思、恩格斯算起是一种算法。不过也可以更提前些,因为象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问题』备忘录

１９９８年广州有一个研究机构 准备召开关于广州会议的研讨会。建国以来在广州举行的重要会议很多，他们想讨论的是１９６２年举行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那一次。 其实那一次不是开一个会议，而是有两个会议几乎在同一个时间──１９６２年二三月间、同一个城市──广州举行。这两个会议，一个是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主要讨论 １９６２－１９７１年自然科学和技术十年发展远景规划；另一个是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到会，聂荣臻副总理主持…     

从相识到“难兄难弟”——我和胡耀邦交往的一段历史

(一)闻名 我和胡耀邦的交往应该从1975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算起。从那时起,我同他才在工作上以及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有接触。但这并不是说在此以前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不是说我们两个人一直彼此互不相识。早在1938年春天,我就知道我们党内有一个名叫胡耀邦的青年人,以后我又多次听人说起过他。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种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我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我觉得应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自己当时以及现在的想法写下来。     

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下）

大约两天后，又改好了新一稿，这一稿一共讲了四个问题。邓小平约耀邦和我等起草人员作第三次谈话。他先肯定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要求在开头或者中间讲一点重点转移问题，并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     

八方求援 自力更生

关于西部开发问题,我的看法是:自力更生、八方求援。 现在一提西部开发,大家就猜想,国家是不是会给西部很多“倾斜”。其实,开发西部主要还是要靠西部自力更生。同时要争取东部的支持,让东部的企业到西部来办分厂,实现东、西部互补。 西部应主动、积极地去寻求机会,不要坐等“政策”。西部开发靠的是西部地区广大人民建设自己家园的毅力和恒心,不要以为国家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天上就会掉馅饼下来。     

忆杨学诚

我一直想写一篇追忆杨学诚的文章。杨学诚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是我的清华同学,而且都是物理系的。他比我低两个年级,却同时进校。1934年他是一年级新生,我是三年级的转学生。当时清华物理系有这样一种状况,由于试验设备等限制,如果一年级新生有四五十人,二年级就只留十来个人。     

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

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是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这个纲领性文件中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在这个文件中论及这个问题的文字有: (一)在前言部分指出:这个文件的制定的根据之一是“我国全面改革发展的要求……” (二)文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拔乱反正的胜利和全面改革的展开,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对这种进展作了归纳。 (四)“精神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改革和开放的形势不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