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市民主党派建设的思考--浙江省义乌市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 ,描述民主党派在县级市的发展 ,分析参与地方政权建设及其显现的民主党派建设问题 ,并从内因和外因分析其中原因 ,提出政党职能复位和代表阶层的合理定位的对策。     

公务员考试制度：东京都的实践和中国的意义

文章通过对日本及其东京都政府公务员的理解，把东京大都市政府公务员定位于，对其“入口”制度以及管理制度进行一些分析，从中获得一些对我国大都市地方政府公务员建设有价值的经验。     

马克思的反腐败理论与党的反腐败实践

马克思认为腐败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因此，克服腐败的直接有效手段就是国家回归社会。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下建立以党为核心、依靠党的组织和体制推进反腐败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法律地位恢复和权威建立，反腐败工作在政党和政府作用下的推进。由于社会力量缺乏，先后出现了问题。因此，推进反腐败工作，需要建构政党、政府和社会有机结合的反腐败体系。     

复合民主运行的权力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在国内创造了诸多奇迹。探析这些奇迹，离不开杭州的民主实践。杭州的民主实践是人民民主在杭州的实践形态。它以民主形式创造发展，使民主成为杭州发展的资源；同时，以发展推进民主建设，发展成为实现民主的动力源，极大地促进了市民当家作主民主。在具体实践中，杭州市在政党的有效领导下，通过政府逐步还权于民，把生产还给市场、生活还给市民、山水还给自然的“三还”过程，还出了一个市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主体，为杭州市运用复合民主创造发展提供了权力基础。     

社会转型与资源整合——从党管干部到党管人才制度变迁研究

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整合社会资源,领导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我国当前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文章从社会转型和资源整合视角出发,分析党管干部到党管人才制度变迁过程,认为对于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才资源强国转变,积聚社会人才资源,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执政的逻辑：政党现代化与手段性回归

现代政党是作为一种手段发轫于西方国家。随着西方现代国家确立和发展,政党出现从手段向目的演变的趋势,这导致党魁集权专制和政党组织涣散,并产生执政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通过把政党纳入国家制度,还政党手段性组织本原,实现国家与政党现代化之双重目的。文章简单考察了现代中国政党。由于民族国家构建的需要,形成了党国体制,中国政党既是政治手段又是政治目的,并向目的性政治组织演变,这导致"寡头统治铁律"不断上演,从而导致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困难和政党与民众关系的疏离,产生执政合法性问题。因而,回归手段性组织本原是政党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必然。这就需要构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回归社会、重建基层组织和实行党内民主改革。     

溶和型均势:可能性及其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影响加深,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政治环境变迁,拥有核武器国家增多,大规模战争可能性降低,各种利益互溶性增强等,出现了均势从古典和以集体安全为特征朝溶和型范式发展.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措施.     

我国干部财产报告制度的建构及其完善

2010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首次把房产、投资等财产列入报告内容，凸显领导干部财产报告制度的中国逻辑。通过分析领导干部财产报告制度的历史演绎以及地方实践，提出这一制度设计本质在于建设一支政党有效领导、具有担当和服务意识、高效清廉的干部队伍，这既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价值诉求，因此建构并完善这一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政府权力清单的“减法”与“加法”

正政府改革不是简单对政府权力做"减法",而应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顶层设计,厘清政府权力。近来,一场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市场和社会的"加法"改革运动在各地兴起。一时间,这一做法被各级政府叫好并效仿,纷纷在网上晒出了"瘦身"后的"权力清单",以此证明改革取得"砍"了多少部门、"减"了多少项行政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成绩。在现实中,政府权力似乎确实减少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政党、国家与社会——中国共产党60年执政方式转变的政治逻辑

党的执政方式是政党控制、驾驭国家并协调社会的方式和方法。研究党的执政方式，不能仅从政党自身中寻找逻辑，必须到现代政治生活——政党、国家和社会中寻找。为此，文章从三者关系出发，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逻辑，认为完善和改革党的执政方式，需要限制国家权力、培育社会力量并使政党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