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解释学的反教条主义功能

现代解释学认为人文精神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前者属理解的范畴,理解要求心灵的沟通;后者属认知的范畴,认知要求心物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内含人文精神和行为科学,对前者是理解问题,因而不必也不可能完全达到"本真的马克思";对后者是认知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真理,但也有具体情况具体运用和与时俱进地发展真理认识的问题。解释学中的"客观论"追求不可能的"客观性",从而把理解当成了与社会实践没有任何关系的纯注经活动。而解释学的"主观论"反对"客观性"虽有合理性,但存在理解的"合法性"问题,即不能把与马克思无关甚至相反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已经固化在文字中,解释者的理解才使文本的意义复活在当代并发生历史作用,而且生成经典的新意义但又没有改变经典的原精神。     

新时期30年文化体制改革述略

新时期30年文化体制改革大致上可以分成20年"从动式"文化体制改革和新世纪"主动式"文化体制改革两个阶段。发生阶段性转变的原因是受经济改革带动和对文化安全问题与文化的经济价值的认识加深了。"从动式"改革是跟随经济改革而被动进行的,目的是减轻财政负担;"主动式"改革是对知识经济和文化安全问题有了崭新认识之后,为发展和繁荣文化而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性——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历史命运的视角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相结合而提出的,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但由于过早放弃,未能获得在实践中充分发育的机会,从其放弃的各种原因,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性。     

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为什么

中国现代史上有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形成了一个目的体系的多层次结构.不但两次"中国化"具有不同的目的动因,而且不同层次的主体各有不同的动机,要把一个宏观的概括性动因,分解成互有差别的多层次的微观的动因,这才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国化"的不同意义和内涵.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述要

决策经过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在中国产生的时间并不算长，如果把它看作1905年清本新政废科举后正式兴起的新制度，到1966年才不过60年历史。它渐渐积累起不少经验，也暴露出不少弊病，但比较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还是相当年轻的、优越的新制度。但1966年“文革”高潮中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旧教育”、“旧框框”而予以废除。在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所有大学停止招生（大部分大学实际停招6年半）。1968年毛泽东发出卜对指示，提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设想。当时形势混乱，还谈不上执行这个指示。又拖了两年，到19…     

解释学视域下的传统革命话语的现代转化北大核心CSSCI

话语是思想的凝聚,革命特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在解释学视域中理解"革命"话语包括三个维度:前见基础、文本互动和视域融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理解革命话语的前见基础,包括了颠覆国家权力、期盼圣人救国和追寻道德理想三个特征;通过"附会"的文本互动形式,理解者不断缩短阐释革命话语的"文化间距";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在交流、会通的机理;最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与儒家革命文化会通于中国革命历史逻辑之中,彰显了传统革命话语的现代转化,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     

1950年代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思想——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建国之初，毛泽东就警惕官僚主义。毛泽东反思斯大林事件的结论是：官僚主义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思想意识的问题；后来，又将官僚阶层问题上升为体制问题。但是，他的解决方案不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政治革命”。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列宁对防止“官僚制度复活”的探索

防止无产阶级国家出现官僚化的问题是恩格斯最早提出的命题。列宁在革命前不承认无产阶级国家会产生官僚化的问题,在共产党执政后他发现了官僚化问题的危害性,及时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防止"官僚制度复活"的思路和解决的改革方案,这是列宁依据新的实践修正旧的理论的典范。虽然列宁没能来得及在实践中解决遏制"官僚制度复活"的历史难题,但他提出的理论思考以及改革的实践方案,对当下我国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仍然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诠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词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已历时80多年。自20世纪末学术界再次掀起重新研究的热潮，业已延续20余年。历年来，其理论意涵、实践意涵、政治意涵、社会意涵、文化意涵、思想史意涵、精神意识形态意涵、中外文明融合意涵、时代化大众化意涵等被附加了异常丰富的意义。这里仅探讨一个本源性问题，即“中国化”究竟“是什么”。其实质包含三个方面：1.“所化者”是什么样的客体，即何种“马克思主义”？2.“化”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运动？3.“化成者”是什么，即中国化的理论产物，它价值上应当“化”成什么样的？它事实上“化”成了什么样的？本文就此评述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讨论。     

十九世纪俄国的“圣灵香”事件

近读《俄国民粹派文选》,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写于1893年的《再论群氓》一文,记载了当时发生在俄国农村的类似“带功报告”效应的奇事及当时学者对此事的看法。相信介绍给大家,能对认识某些“特异功能”提供一点点启示。 1891—1892年,基辅省瓦西里科夫县的一些村子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宗教运动。一个名叫康德拉提·马列旺尼的人患了几年幻听幻嗅症,经常嗅到香味,尤其作祈祷时嗅到一种异香,他自称为“圣灵香”。圣灵香慢慢使全身产生幻觉,体渐轻盈,飘飘欲飞,心里莫名的无比的舒畅。很快,他把幻觉的功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