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政府和民众两个制度变迁主体博弈的结果,核心是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在国家、集体、农民间的再分配。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始终贯穿着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逻辑框架:改革开放早期农村制度变迁的一致性,改革中期农村制度变迁的多样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村改革陷入停顿期。对这一制度变迁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建设农村社区的政治决策框架,其本质是壮大农民权力的过程。推进下一步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任重道远,需要重新界定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农村社区、农民之间的权力分配,调整和优化农村社区内部自主发展的政治经济架构,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华人家族式企业的经济分析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和贝克尔人类行为经济分析的方法,通过建立企业效用函数的数学模型并求最大化解,力图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证明华人家族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于一定规模内具有实现企业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有效制度安排。     

如何让要素在城乡间双向“动起来”？——基于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的历史经验

城乡关系事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始终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保障要素在城乡间的互相流通又是建设和谐城乡关系、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城乡间流通的要素以人才、资金、商品为主要内容。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的历史事实表明,科举取士、儒家文化分别是人才流通的制度支撑和主观动机,土地是资金流通的价值支撑,产业地位则是商品平等交换的坚实基础。基于此,从优化理念、完善制度、培育文化、打造产业等方面着手,更好地保障人、财、物等因素在城乡间双向“动起来”,从而维系和谐的城乡关系。     

晚清开埠通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受到诸多因素综合影响。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晚清开埠通商的经历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历史上的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可以发现：历史上具有开埠通商经历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更低，并且在替换核心变量的测度方式、排除个体特征异质性影响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开埠通商的经历影响了城乡劳动力的流动水平，进而是影响城乡收入差异的可能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