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财产没收程序如何才能经受宪法拷问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设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然而该程序也面临一些合宪性质疑,如未给被追诉人定罪即不加区分地没收其涉案财产,有侵犯其宪法上财产权的嫌疑。"独立的对物诉讼说"不足以回应没收合法涉案财产所面临的违宪质疑。为了化解这方面的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通过立法解释对惩罚性没收和非惩罚性没收采取不同的证据规则。     

政府采购工程中的国家赔偿责任探究——以上海市“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处理为例

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一起火灾,举世皆悲,随着事故处理工作的展开,巨额赔偿成为焦点,从韩正市长对事故的表态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政府身居责任一线,但从张仁良区长对赔偿的表态中,我们又找不到政府在赔偿责任中的身影。于是,我们不禁有这样的困惑:在这场事故中,政府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如果应当承担,那么这种赔偿的性质又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实际上,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政府采购合同中的多重法律关系:(1)政府与承包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合同基础上的行政委托法律关系。(2)政府与受损公民之间的关系——行政加害给付所形成的国家赔偿法律关系。(3)承包企业与受损公民间——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关系。综合考虑结论为:政府应当对受损公民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此后,如过错企业拒绝承担最终赔偿责任,政府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过错企业追偿。     

方法·立场·感情——“走转改”着力解决的三个问题

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走转改"活动,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动实践,是深入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切实行动。同时,也是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关键举措,重在有针对性地解决新闻宣传工作当中存在的一些突     

对新公司法引入派生诉讼制度的思考

备受瞩目的新《公司法》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高票通过了,此次条文修改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引入了不少制度,诸如:独立董     

政府采购工程中的国家赔偿责任探究——以上海市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处理为例

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发生一起特大火灾事故。随着事故处理工作的展开,巨额赔偿成为焦点。政府是否应当担负赔偿责任,关键在于区分政府采购合同中的多重法律关系:政府与承包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合同基础上的行政委托法律关系、政府与受损公民之间的关系、行政加害给付所形成的国家赔偿法律关系等等。笔者认为,政府应当对受损公民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此后,如过错企业拒绝承担最终赔偿责任,政府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过错企业追偿。     

形成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五部委相关负责同志答记者问

近年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科技部等部委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文化建设呈现出"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繁荣景象。文化发展的优美乐章是如何共奏的?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这些部委的相关负责同志。记者:近年来,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主要     

超越——来自“走转改”一线的报告

2009年6月26日下午3点,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大庆油田。在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实验室,总书记看得很专注。临别时,他动情地说:你们提出的‘超越权威、超越前人、超越自我’,很有气魄。大庆油田以往的辉煌,离不开自主     

如何在基本法框架下化解央港管辖权之争——以“中铁公司案”为例

在中铁公司案审理中,香港法院与中央政府之间发生了管辖权之争。香港法院在未获得中央政府对国家行为证明书的情况下,单方受理了以刚果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其行为违背了基本法,僭越了本该由中央政府管辖的外交事项。香港法官的判词存在多处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该案的背后隐藏着:香港法院的管辖权与中央政府的认定权的冲突、由中英之间立场差异转化成的中港之间的冲突、法官造法与立法主导的冲突。从长远来看,中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随着公约的生效,其立场必然转向有限豁免,这也给中央与香港立场的最终协调提供了第三条道路。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近年来,改革话题一再成为舆论热点。围绕改革的议论中,"凝聚改革共识"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讨论形成的最大共识,是"必须改革"这个判断,而对"改什么"和"怎么改",则争议比较大。也就是说,谁都赞成改革,关键是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何谓“严格的批准手续”——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条款的合宪性解读

批准手续是控制技术侦查权、保障公民权利的关键所在.新《刑事诉讼法》尽管要求技术侦查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但是对批准手续的内容、主体、程序均没有明确.历史上,技术侦查批准手续完全呈封闭状态,从批准权的设置、运行到批准文件的备案都由侦查部门自我决定,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监督和审查.这既不利于落实宪法中的法检公互相制约原则,又可能侵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通信权、住宅不受侵犯权、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鉴于国内外在技术侦查领域的利弊得失,这个“批准手续”一定不能是只受侦查部门自我控制的、粗疏的、不受外部监督的批准手续,而应该是一个中立的、细化的、受到外部监督的批准手续.具体来看,批准主体宜由法院充任,而申请主体应当为侦查机关的高级主管人员或得到其授权的人员；申请时应提供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而在批准时应当落实“重罪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关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