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和谐”的统一：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对象性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实现,是自然、人与社会的三位一体,它不仅要求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且要求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这样,通过对象性劳动的中介,两个“和谐”在价值旨趣上就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殊途同归了:都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多维意蕴与科学发展观的多重逻辑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实践的自然观,蕴含着生态、人学和社会历史观的多维统一。科学发展观的多重逻辑耦合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多维性,关爱、呵护自然,坚持人与自然统一的"以人为本"逻辑和人—自然—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是在资源日渐枯竭、生态承载力已达极限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新发展,为化解人类生存发展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立场和视野。     

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色与优势

从中西比较视野探究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具有的统摄现代化“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典型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色与优势。西式现代化囿于“资本至上”叙事语话框架,在理论发展上主张以乡村“从属论”支撑“城市偏向论”,在价值导向上片面强调农业部门的“从属性”而边缘化农民利益诉求,在发展经验上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因而难以避免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缺位、社会正义缺失及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发展桎梏。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相较西方模式具有典型超越意义,主要表现在：基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坚持“四化同步”,发挥现代化的超越性;基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变革农业生产关系,确保现代化的普惠性;基于传统乡村的现代转型,重塑乡村内生秩序,保障现代化的可持续性。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创造性运用,有力化解了“资本意志”主导的现代化陷阱,体现了对传统现代化内涵的升华以及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其重要成就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的创造性成果,也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现代化立场的经验凝结,体现了...     

跨越技术禁区的原因及策略——基于“药家鑫”事件的哲学思考

科学技术追求的最终目的是求真,而人文艺术追求的最终结果是求善,真与善相结合构成了美。然而新时代的大学生,他们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积淀,有一定的艺术熏陶,却没有把美的事情做出来,令人深思。以"药家鑫"事件为例,从哲学的高度,对技术的"应该不应该做"的限制进行思考,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生态女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维度

反对二元论,弘扬古代女性寓言与女性神话,彰显自然的女性化或女性的自然化,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本体论证明",也是其"生态"与"女权"的耦合.即"生态女权"得以成立的合法性论证.然而,生态恢复、女权复归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融合于劳动解放或生产发展的历史之中.生态女权主义撇开劳动及其历史而在寓言和神话里兜圈子,其所谓的"生态"与"女性"不过是黑格尔式的"静态的非历史的抽象",相应的,"生态女权"也不过是拉萨尔式的"非现实主义"的梦呓.     

扬弃异化文化的生态伦理向度--对史怀泽《文化和伦理》的文本解读

阿尔贝特·史怀泽认为 ,自近代以来 ,在“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感召下 ,人们对科学知识以及作为其物化形态的物质财富的单向度追求 ,破坏了人类的精神家园 ,使人类陷入了“精神的遗忘”。多维度的整体性的文化也因此成了单向度的物质文化并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 :造成并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否定性维度。因此 ,要使异化了的文化再次异化过来 ,就必须重建人类的精神文化 ,即树立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并以此作为文化之舟的航行之舵。如此 ,文化才能成为人的文化 ,人才能成为文化的人 ;自然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才能走向真正的融合     

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视角下中西疫情防控政策比较

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双方秉持着不同的人口理论，处理同一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也不同，这是中西方采取不同的疫情防控措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口问题与西方人口问题的本质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过剩人口”的产生被理解为社会人口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派主张用“消灭”过剩人口的方式来解决过剩人口的问题。这一学说在思想层面反映了西方国家对过剩人口的真实态度，在政治层面显现为“经济优先”的疫情防控措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的价值理念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思想层面上表现为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生命，在政治层面体现为“生命优先”的疫情防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