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制度背景与传导机制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要求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建立市场化薪酬制度,完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高管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缓解所有者与管理者间的利益冲突,确保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当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业绩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时,表明薪酬激励是有效的。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一方面,政府为实现政治目标存在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的动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提供补贴迫使国有企业承担冗员负担,从而导致业绩损失,进而降低高管薪酬与业绩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在政府干预—冗员负担—高管薪酬激励这一传导机制下,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由于政府干预确实承担了冗员负担,且冗员负担削弱了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强力推进,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核心,应注重厘清政企关系,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剥离社会性负担,加速社保体系全面构建;健全政府补贴审批流程,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设计市场化高管薪酬契约,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东北地区 产业结构转型研究

2014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呈持续低迷状态,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暴露,主要表现为供需结构不匹配,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产业结构未能根据经济结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2015年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旨在从供给端入手解决转型时期的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产业结构转型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供给侧改革有助于化解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面临的多重困境。东北地区需要从要素配置、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等四个层面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通过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强化技术创新与成果落地、坚持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多元微观主体协调发展等具体路径完成产业结构转型,重塑供需结构平衡,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论反垄断法规则模糊性的原因

反垄断法规则具有较强的模糊性,欠缺传统法律概念应有的逻辑严密、概括抽象的特点。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了反垄断法规则模糊性的原因:第一,多元价值目标的冲突;第二,经济学理论的分歧;第三,国家干预与个人自治的矛盾。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当前,农村产业结构面临着农产品供需结构不匹配、农民收入增速放缓、生产要素流转不畅等问题,迫切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政策性金融拥有政策性主体和政策性行为两大优势,能够有效地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推进,但政策性金融支农也存在可持续性与政策性冲突、资金来源与循环经营冲突、供给方式与需求特征冲突等问题。应巩固政策性金融主体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制度性激励作用,以贯彻政府产业政策和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为政策性金融支持首要任务,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扩展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服务渠道,进而降低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     

产权视角下中国资源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

人口不断增加与经济增长,使得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面临严峻挑战。现行的资源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已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致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破坏了代际之间的利益公平,威胁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行资源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着政出多头、权责不清、综合利用率低、短期行为突出以及资源要素价格偏离市场准价体系等问题。通过借鉴国外代表性国家对资源性国有资产实施管理模式的经验与趋势,我国应以自然资源的合理可持续性开发利用为前提,明晰产权,实现资源性国有资产综合统一管理、改革资源性国有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科学的资源定价体系等,作为深化改革资源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路径。     

新消费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我国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在新消费背景下,消费结构、消费需求偏好以及消费方式的转变,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