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益矛盾冲突中的妥协

近30年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利益格局的改变,利益格局的变化导致阶层的分化,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冲突不断显化与深化,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相悖的。妥协是一种有效的协调与化解利益矛盾冲突的方式,也是一种利益整合机制,妥协之所以能成为化解利益矛盾冲突的有效方式是源于妥协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探讨阶层间的利益妥协以及妥协的前提条件对进一步推进改革以及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非政府组织内涵与外延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其中,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界定、性质和特征以及类型研究等是成果比较集中的几个方面。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整理与归纳,有助于进一步将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推向深入。     

中国社会正义缺损问题之思考

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判断的标准是建立在义务论基础上的基本道德,正义的具体形式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算术正义与比例正义、交换正义与分配正义。根据这些概念与判断,认真审视目前中国社会关于正义的判断标准以及各种具体正义形式之不足,进而探寻改善社会正义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

近年来,尽管加大了党内监督的力度,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仍在孳生与蔓延,这固然与党内监督机制的不够完善有关,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对社会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是腐败现象滋生与蔓延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党内监督是整个监督体系的核心和根本,但党内监督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舆论支持,离开了社会监督,党内监督就会失去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监督要有党内监督和法律作保障,其监督权利要通过法律及党的政治力量来实现和加强。"一手抓党内监督","一手抓社会监督",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和根源上杜绝和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新媒体舆论危机事件中政府网络引导

网络的高速发展,多媒体、移动通讯技术快速发展,中国进入网络信息化社会,网络新媒体自然而然应运而生。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特点对社会舆论传播与引导产生重大影响。网络成为舆论事件的放大镜,新媒体广泛、快速的传播特点带给政府舆论引导新的挑战。本文分析网络时代舆论传播特点,以及政府舆论引导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探析互联网背景下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手段和策略选择,从而提升政府舆论引导能力。     

社会正义与制度建设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然而,中国当代的正义存在一些缺损问题,即正义取向出现了偏差,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算术正义与比例正义、交换正义与分配正义等正义形式出现了缺损。本文提出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改善正义缺损问题的现状,因为制度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制度反腐及其构建原则

制度反腐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源于制度本身的规范性、约束力和可操作性。实践证明,没有以制度为依据的反腐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局部的和不稳定的,制度反腐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怎样进行反腐制度的构建呢?反腐制度的构建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精心设计与安排,必须具有针对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必须把握一些原则。     

公共政策视阈下的利益协调研究综述

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的分配,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层次结构分化,利益关系格局调整,社会矛盾急剧增加,社会不和谐现象越来越多,利用公共政策协调利益关系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点。对有关公共政策的概念界定、公共政策的特点、公共政策的功能以及完善公共政策协调利益关系等问题研究加以梳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最新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也有助于发现其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制度视域中的腐败及反腐败

腐败问题已成为当前人们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尽管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但党员领导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这说明在我国现行的体制(制度)中还存在着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如果仅仅着眼于案件的查处和单纯强调思想教育以及自律显然是不够的,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在改革过程中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来改变人们行为的激励机制,并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即变“权力反腐”为“制度反腐”,才能有效地遏制和防治腐败。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路

基层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既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在基层社会孕育与成长的过程。公共理性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实践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两者互生互容、相互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政治心理基础,公共理性为协商活动提供了价值共识,重塑了协商者平等互信的社会关系,培育了协商者宽容理性的精神。基层协商民主中培育公共理性,应转变工具理性认识,推进政府理性公共化;应厚植理性协商文化,优化协商环境;应强化制度理性,提升制度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