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经济的演进路径和市场化改革

从5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党和政府对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政策探索有过曲折和教训。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逐步放弃,党和政府对非国有经济的政策逐步符合实情,体制外的增量改革促使非国有经济不断规范和壮大,增量改革的深入推动着存量国有经济的改革和重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需要竞争合作和共存共荣,这是一个长期发展趋势。     

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安排缺位和核心制度创新

由于制度安排的缺位或不配套,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59岁现象”和“冯根生难题”屡屡出现,国有企业低效率和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需要许多新的思路,其中,加快核心制度即激励制度的创新尤为迫切。产权制度、经理人制度是激励制度创新的基础,绩效考评制度和监督制度是激励制度的保证,制度安排需要配套,但也要突出重点。     

跻身世界的壮举——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大转折

上篇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相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出现,则与邓小平提出的“大思路”有着极大的关系。从此,中国在大转折的进程中,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     

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改革的潮水拍打着古老的华厦大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出了当代历史的低谷。改革以来，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严重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或找到了解决的途径，一幅全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在实施之中。经历了巨大灾难的中华民族又一次以历史的进步得到了补偿。1986年6月，中国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分析了中国改革的实际，郑重地表明了他的见解：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判断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并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由学术…     

陈永贵和大寨的沉浮

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小山村——大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个普通农民的率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的时代凯歌,陈永贵和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典型和学习的榜样。在后来风云变幻的岁月里,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大寨的经验越来越多的带有政治运动色彩和“左”的成分,而陈永贵本人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山西省委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初步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严冬后的早春——中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始末

1977年—1978年,中国社会最先解冻的是教育和科技。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担任“后勤部长”,抓这两个部门的工作,迅速召开了科教座谈会,推翻了“两个估计”,拍板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和选派留学生制度,曾倍受摧残的教育最早迎来了严冬后的春天。     

刘少奇"天津讲话"和私营经济的再思考

建国前夕,刘少奇在天津考察工作中作了一系列讲话,尤其对发展私营经济给予了肯定的支持.但后来这一讲话却错误地遭到批判,并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刘少奇平反后,人们对他的天津讲话进行了再认识,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人们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科学预见和指导意义有了更多的体会.回顾和思索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对我们审视国情,制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政策,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顾委设立的历史贡献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存在了10年。从中顾委的设置到撤销，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历史时期干部新老交替的演化进程。     

“盖棺”论定过渡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保证正确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就必需加强党的建设,通过必要的组织手段纠正党的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 就在这一系列的纠“左”和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华国锋一步一步走下了政治前台,淡出中央决策层。华国锋的淡出,与后来的领导人职务变动比较起来还算是“风平浪静”。     

“中顾委”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

从 198 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到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 ,“中顾委”存在了 10年。从“中顾委”的设置和撤销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的历史时期干部新老交替的演化进程。一　　十年内乱结束后 ,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 ,一批曾经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又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这一举措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 ,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有错必改的精神。但从反右到“文革”结束这中间大体历经了 2 0年 ,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 ,中年人也变成了老人 ,面对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繁重历史使命 ,干部队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