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证据

对于以关系取向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中国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在性别、年龄和城乡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构成性成分中，社会信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最明显，社会网络、邻里互动和朋友交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亦具有明显正向作用；对于不同群体而言，社会信任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而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升男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均对中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而朋友交往则对青年居民的影响更大；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显著高于城市居民，朋友交往则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研究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中国经验证据，体现了西方社会原有解释命题的有效性以及中国社会的普遍适用性，为国家和个人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方面提供了参考。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基于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以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代课题。通过建构包括4个维度、 9个观测指标和31个测量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对12个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宏观经济的一般性增长、产业布局的分散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个体收入的均衡增长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但同时,数字经济在驱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也存在数字垄断增加社会的进步成本、数字鸿沟扩大发展的相对差距、数字壁垒阻滞市场的要素流通以及数字劳动引致个体的异化发展等问题,阻滞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果。基于此,需要统筹数字经济发展格局,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建构包容互信的数字生态以及推进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发展,以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     

信任重塑、组织协同与公共性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优化路径——以“红十字会”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社会的多样性和风险性显著增高,应急管理主体成长和传统应急管理模式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独特功能与优势,成为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在现实层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当前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作为检验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效果的试金石。通过建构包含能力嵌入、关系嵌入和制度嵌入三个维度的综合性嵌入式治理分析框架,对公益慈善组织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应急管理方面存在信任缺失、协同不足、功能错位等问题,制约着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有效性,应以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实现信任重塑;以社会网络关系优化实现组织协同;以外部制度环境优化实现社会组织公共性重构。     

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平台,非营利组织是社区多元合作治理的重要一极。西方国家先后兴起的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志愿失灵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与第三方治理理论等,从理论层面证实了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必要性。美英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社区治理的现实呈现出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良性互动、共生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政府购买服务已成为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化模式。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法律、政策与经济的支持。这些历史与现实经验对当前中国社区多元合作共治的理想模式追求、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