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加力推动振兴发展

<正>数字经济被认为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在政策与技术的双轮驱动下稳步发展。《“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全面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指明了未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制定了系统化的推进工程，     

从实际出发 经实践检验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整个社会主义探索时期走的一段弯路。和探索中的其他失误一样．不能只从思想理论上找问题。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么走．不是单纯的思想理论问题．而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从理论出发。1949年以后中国面临的问题．要做的事情．是没有一个现成的理论能够解决的。当时用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台“秘密外交”管道一窥

20世纪60年代的前半期,美国与台湾当局在国民党残军撤离金三角地区、美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政策分歧。在正常交涉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负责人雷·克莱恩频频充当秘密协调双方政策的中间人。"邦迪—克莱恩—蒋经国"之间的联系,成为肯尼迪与蒋介石沟通的幕后管道,使得美台双方在关系紧张的危机时刻得以绕开官僚体制的障碍,在首脑之间形成直接、有效的沟通。这一"秘密外交"渠道的形成既体现了蒋介石对"外交"的高度专权,喜欢绕开"外交部门",指派私人使者进行交涉的风格,也体现了美台之间在冷战格局下要将深刻的矛盾隐藏不露的无奈。     

冷战僵持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考察冷战僵持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本文认为,约翰逊政府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存在信息处理资源相对不足、中国问题专家地位偏低、决策层级脱节等特点,使得辅助决策层和基层职业外交官、政策分析家所提之建议不能及时准确地到达核心决策层。在能与总统直接对话的高级中国问题专家缺位的情况下,辅助决策层中国问题专家的政策建议容易受到地位更高的苏联问题专家的左右与压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变革。     

中国外交在探索和选择中前行——评牛军著《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5—1955》

正北京大学牛军教授的新作《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修订版)①自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高校的相关课程将其列为参考文献,有关课题新发表的学术论著也参考和引用这部著作的一些重要论点。一此书把新中国外交缘起的过程,置于国际冷战、革命与建国、意识形态三种因素交织,诸多重要事件都有其内在联系并错综运行的宏大历史结构之中,进而在宏观视野下具体而缜密地揭示这些事件不断发生并交相呼应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分析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对外行为的动机与效果。作者以深入的     

肯尼迪政府与1961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之争

１９６１年美台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面临失败，肯尼迪政府力图改取“重要问题案”，蒋介石坚持沿用“延期审议案”。紧张的交涉引起美台关系的危机。深层原因涉及肯尼迪酝酿调整对华政策。肯尼迪最后向蒋介石作出必要时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秘密保证，并以美国利益的重大让步，换取台湾当局接受“重要问题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