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辨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中国特色”不等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有别于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不排斥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包含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旗帜，又是一种理想和目标。     

非政府组织反腐败之作为：国际视野与中国选择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认为反腐败应该有广泛的社会参与，非政府组织反腐正在弓l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就全球而言，透明国际的卓著成效有目共睹，就我国而言，非政府组织或在公共领域分权制衡，或对政府进行权力监督，是体制外反腐败的有力主体。     

实事求是与知遇之恩——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与毛泽东关系论

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源远流长的深厚关系。应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都是比较赏识的,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更是毛泽东一手促成,但同时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也是出于毛泽东的授意。所有这一切都围绕文化大革命展开。因为要整治文化大革命的乱摊子,邓小平复出了;因为不愿违心地对文革予以肯定,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邓小平的命运,但其中更为重要的非人的因素一一毛泽东莫属。邓小平的复出与再次被打倒都与毛泽东密不可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如何进行拨乱反正?邓小平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态度给出了满意的答案。     

生态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分析

十七大报告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作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第三种力量,非政府组织致力于解决生态危机及环境问题,在生态治理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能有效地遏制政府失灵现象的发生,弥补生态治理中政府的不足;更易于发现企业不良环境行为,并对其实施有效监督;以其来源于基层,贴近民众而成为宣传生态理念,有效培养公众生态意识的有力主体.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最高军事领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最高军事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遵义会议是转折点.但遵义会议并非传统说法那样"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因为此时的毛泽东远没有担当起军事决策者的角色.直到遵义会议后七个月,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才正式决定,由毛泽东取代周恩来分工负责军事工作.从此,毛泽东最高军事领导地位有了组织上的依据,他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最高军事领导人.     

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之创新

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是公务员制度建立的基础,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作为公务员法最基本的制度设计,职位分类制度改变了以往将公务员仅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单一管理模式,解决了公务员职业发展渠道过于单一的难题,是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上的一大创新.     

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策略性分析——实事求是语境下的1975年整顿

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1975年整顿的总策略，是邓小平力图纠正文革错误，使党和国家工作中心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的具有创造性的决策，它的提出，完全基于实事求是。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     

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及社团与政党 ——另一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青年学生的政治介入给近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变革的历史时代提供了表现的机会和舞台，凭借社团组织，青年学生们用自己的笔与口、实践与热情为近代中国的巨大变迁奠定了底色与基座，在一次次的社团思想辩争与实践中，隔着纱窗看晓雾的马克思主义渐渐明朗，先进的学生个体从幼稚走向成熟，凡此种种，都为从社团过渡到政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水到渠成。     

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

回顾新中国政治参与的历程,从动员群众的传统革命型参与机制到公民自觉自主选择的建设型参与机制,参与手段、参与形式、参与性质和参与成效方面都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长足进步与发展。就目前中国而言,如何在保障政治稳定的基础上,确保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至关重要。     

论孙中山宪政理想中的考试权设计

孙中山在洞悉中国国情及探究欧美宪政制度优弊的基础上创立了五权分立学说，在他的这一学说中，有很多观念是历史的首创。把考试权独立出来设计为一种政府权力，提高到与立法、行政、司法同等重要的地位就是其一。孙中山生前不遗余力地积极倡导考试权独立行使，但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建立起五院的政治架构，并且考试院仅形式上独立，考试权自始至终仅被视为统治的装饰品，这就使孙中山的考试权理念难以释放出应有的政治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