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耻感的评价活动机制与意识形态化

耻感是人的行为与内化为个体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差距甚至冲突时所产生的痛苦体验,因此耻感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评价活动。其评价活动机制与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以内化的一定社会的良心(心中之善)为客观的评价标准,以否定的痛苦的灵魂锤击的心理情感方式显现出来,通过主体自身需要的满足与心中之善的冲突过程、主体对心中之善的确证与升华过程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道德审判与自我心灵拯救。耻感的评价活动不仅在个体主体身上发生作用,而且以群体主体的方式展现出来。作为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以权威评价活动的"有机"形式把适合自己统治的荣辱(耻)观"群体化"、"普遍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全社会遵循的耻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民众评价活动和权威评价活动的上下互动中,通过意识形态的引领而形成的。只有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中,在关照现时代人民的诉求过程中,并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内化为民族耻观,构成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当代人们的道德信仰。     

论马克思不同“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

由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不同诠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共和国前30年与后30年的发展分别以“社会危机”与“巨大成就”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体现出来。“五形态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特征的混淆，使得共和国前30年出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危机，“一大二公”的高度计划的极端公有制模式也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三形态说”澄清了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混淆，正确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模式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耻感文化对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信仰的启示

黑格尔认为,道德意志是一个辨证的完整的概念,只有在对善和恶的扬弃即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道德良心,从而确立真正的道德信仰。因此,作为对善的愉悦的体验的"荣感"以及对恶的痛苦体验的"耻感"就成为道德意志形成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前,我国的道德教育中,往往强调注重正面教育环节("荣感"的教育)而忽视负面教育环节("耻感"教育),道德教育耻感环节的缺失,不利于个体道德信仰的确立。中国古代先贤特别重视"耻感"在道德信仰确立中的作用,并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仰确立的"耻感"文化。研究和借鉴"耻感"以及中国"耻感"文化,从个体自我肯定评价活动(荣感)与个体自我否定评价活动(耻感)的辨证统一中能完整地理解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信仰确立的评价论机制。     

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的逻辑思路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当今中国“精神的太阳”。这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的必然性理论逻辑。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的现实逻辑则蕴藏在执政党层面、国家政策层面、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形态）层面的具体实践中。     

论网络时代的民众评价活动及其在现代政治文明中的价值

由于互联网较之传统媒介有许多无法比拟的优势和特点,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民众评价活动具有以往民众评价活动所没有的新特点,产生了独特的社会作用,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推进器,互联网环境为民众自由参政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和便捷的"公共平台".但网络舆论主体的"无形群体"特点以及评价活动的"无机"方式,产生了与网络媒介紧密相联的诸...     

耻感教育的涵义与途径探析

当前,社会无耻现象有蔓延之势,不少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和教育者对此深怀忧患意识,并极力倡导耻感教育。然而,什么是耻感教育,耻感是否可教,如何开展耻感教育?学界并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文章在澄清以上问题的同时,提出:必须根据耻感的道德层次开展耻感教育,根据耻感的形成机制开展耻感教育,重视反面教育在耻感教育中的作用,以提高耻感教育乃至德育的实效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体文明构建的历史进程与经验

就整体的改革开放历程而言,中国40年来的发展是在持续深入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域中生发的,并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方位”这一根本性、终极性问题的持续反思、阐释和回应。经历了“两个基本问题”“两个回归”与“社会主义文明方位”的提出;“二位一体”文明方位与对“资本二重性”的初步认识;“三位一体”文明方位与对改革全面性的深入反思;“四位一体”文明方位与对发展全面性的重新审视的历史过程,并最终完成从“二位一体”文明方位到“五位一体”文明方位的理念和实践的伟大飞跃。     

论马克思两种“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

由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不同诠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采取了不同的模式。＂五形态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特征的混淆,使得共和国前30年出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危机,＂一大二公＂式的高度计划的极端公有制模式也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三形态说＂澄清了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混淆,正确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模式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视角及人民主体性关照

在社会转型时期，民生问题已成为民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否关注民生、如何关注民生问题、能否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支持，已经成为民众接受和认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尺。因此，民生视角应成为转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通过回归“生活世界”、注重人文关怀、彰显人民主体性的方式，可以澄清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错误认识，可以有力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错误论断，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危机。     

论“耻感”文化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对善的愉悦体验的"荣感"以及对恶的痛苦体验的"耻感",是道德意志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当前我国的道德教育中,往往注重正面教育("荣感"的教育)而忽视负面教育("耻感"教育)。道德教育中耻感环节的缺失,不利于个体道德信仰的确立。应当重视"耻感"教育在我国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