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法律人类学的反思

很多少数民族法律民族志,只是在进行资料创新而非观点创新,经验和理论呈现出两张皮样态:一边是少数民族奇闻趣事的繁琐陈列;另一边是跟经验材料关系不大的各种大名鼎鼎的理论。少数民族法律民族志要真正实现从实践出发,需要:深入经验调查,实现知识的可解释性;展开交流对话,实现知识的可积累性;进行区域比较,实现知识的可类型化。     

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政府—农民博弈机制分析

征迁矛盾的性质是利益博弈而非观念对抗。地方政府一方,有将土地资本化的冲动,村民一方,也有将土地货币化的意图,双方共享一套"发展"的话语。征迁矛盾难以化解的主要症结在于,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往"无序化"逆向发展。如果只有村民和地方政府两个博弈主体,村民在双方"策略行为"的互动中将完全处于下风。中央政府和媒体作为第三方,预期角色为平衡者,平衡的结果应是抑制地方政府各种不合理的"策略行为",将双方纳入共同的规则之治中。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媒体倾向于从绝对化的角度定义"出事",第三方的加入反而强化了民众的"策略行为"。地方政府和村民相继升级"策略行为",到最后难免有村民使用"边缘政策",从而引发双输的悲剧。     

乡村治理中形式主义的新表现及治理路径

形式主义在当前乡村治理中依然存在，并且又有新的表现形式，如痕迹管理过度泛滥、公共物品过度供给、科层制度过度复杂等，导致乡村干部疲惫不堪，村民不胜其烦，乡村治理资源空耗。乡村治理形式主义新表现的内在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权责失衡、项目制供需错位和科层制刚柔矛盾。破除乡村形式主义，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分类治理，增强基层组织主体性，精简基层考核监督，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挖掘村庄内生治理资源。     

乡村社会“人情”机制与社会分层 ——基于浙东J村的考察

以往学术界大多关注“人情”机制建构人际关系的作用。浙东J村“人情”的经验材料考察说明，当“人情”费用高涨且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分层时，“人情”这种交往机制反而会起到排斥交往的反作用，促使村庄中经济上的分层与社会交往的分层一致化。     

乡村治理中形式主义的新表现及治理路径

形式主义在当前乡村治理中依然存在，并且又有新的表现形式，如痕迹管理过度泛滥、公共物品过度供给、科层制度过度复杂等，导致乡村干部疲惫不堪，村民不胜其烦，乡村治理资源空耗。乡村治理形式主义新表现的内在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权责失衡、项目制供需错位和科层制刚柔矛盾。破除乡村形式主义，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分类治理，增强基层组织主体性，精简基层考核监督，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挖掘村庄内生治理资源。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利共享的若干辨析

关于农村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如何实现“地利共享”,如何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和土地发展权,仍有不少值得厘清之处。土地增值利益分配的改革方向,是缩小城乡“二元社z}’的差距,而不是打造出一个分化明显且固化的“三元社”。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应扩大“公共性”,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厂商、开发商、市民、城中和城郊村民、远郊村民之间合理分配。另外,土地开发中的纠纷并不全盘出自土地制度,很大一部分纠纷根源于基层治理,单纯变更土地制度不能替代解决基层治理的改进。     

农村"啃老"现象及其内在逻辑——基于河南Y村的考察

基于河南Y村的调查发现,当地年轻人的"啃老"阶段长且內容多.但村庄中的养老只定位于"孝"的最低标准上,这种不平衡的代际交换模式,却没有引起代际之间的关系紧张,因为大多数父母心甘情愿地被"啃老",这种自愿性付出受当地不利于父母的"地方性规范"的型塑.要改变这种剥削性的"啃老",需要理顺代际间的关系,使之达到一种良性的厚重平衡.     

非常规家庭的常规化:从意义世界的维度考察农村家庭变迁

传统时代,中国老百姓以家族绵延作为宗教般的终极人生价值。改革开放后,打工经济与农村家庭相互影响,家庭既作为村民外出务工的生活和精神的双重保障,也受到外出务工的消解和冲击,非常规家庭越来越多地出现。非常规家庭变得"常规化",说明以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一套意义价值体系在不断消解,很多村民希望通过个体的方式去体验生活。     

类型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村庄“人情”研究

本文基于多个中国村庄的经验材料,对当下农村的"人情"状况展开了总体性的研究。根据"人情"在各个村庄中的异质性表现,文章归纳了三种类型的村庄,并具体分析了"人情"异质性背后的村庄社会基础,着重指出了"人情"异化的原因,并对如何改造异化的"人情"作出了初步探讨。     

我国小农户经营的合理性以及现代化路径研究

如何认识和推进小农户现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经典命题,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双层经营体制兼具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集体制两重属性,塑造了不同于以往各种模式的"中国特色"小农户农业。小农户农业在民生保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大幅化解进城务工的失业风险,并通过代际分工和自发流转等自我调适机制,保证了国家、乡村社会、农户家庭弹性又有序地运行。小农户农业在经济效率方面比传统小农有很大改善,但仍面临土地分散细碎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分"有余而"统"不足。地方政府盲目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消除小农,并不能有效提升经济效率反而破坏既有民生保障产生社会风险。从多地实践来看,通过集体制创新能有效整合土地统筹生产,小农户农业完全可以在兼顾民生保障和经济效率的情况下推动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