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乡土体验——读何开纯的《三个“二百五”》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总是有相当的作家在孜孜不倦地表述着自己眼中的乡村,使乡土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举足轻重的部分。乡土小说主要是乡村社会中的故事,其繁荣根植于农业社会这一沃壤。当前,随着城镇化的拓展,我国的乡村,即使是最偏僻的乡村,从内到外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不可逆转的社会转型,使得乡村人们的生活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较过去日渐复杂而微妙,传统醇厚封闭的乡土、乡情、乡俗已然开始松动。     

积累不足——从八届茅奖评选看贵州文学现状

八届茅盾文学奖首次采取评委公开记名式评选，这在中国文学评奖史上是第一次。评委会评委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中国作协机关专家；二是中国作协直接聘请的全国有关单位专家；三是中国作协各省、市团体会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推荐的专家。评委共62名，比往届多了一倍。这种大评委制，     

“升级”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贵州人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正在持续不断地得到加强。但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文化自觉还远远不够,的确还亟待"升级",进一步拓展其外延和内涵,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到更高的层次。     

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黄晓延对文学的追求

提起黄晓延,对如今还关注文学的人来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可就在前不久,却有一位贵州的同仁拿着《山花》,指着“四刊同步”专栏黄晓延的作品说:看,怎么都是推外省的作家?当听说黄晓延就是我省贵阳钢厂的青年作家时,他瞪大了眼睛,怎么也不相信:这不是某省的知名作家么?     

在开放中复苏’95贵州文学新动态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大潮之下,贵州文学所受的冲击颇大:省作协的专业作家,或调离、或下“海”,坚持创作的只剩下两人;另一些有实力的作家吴恩泽、戴绍康、罗吉万、赵剑平等也相对沉寂;虽有一批年轻作者开始活跃,如潘年英,黄晓延、戴冰等,但终未形成气候。这期间,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收获》等全国性有影响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仅有何士光、余未人、石定、伍略、汤保华、赵剑平等几个人,除汤保华一人引起全国评论界注视之外,余皆反应平平。 而就文学出版物来看,由于贵州作家队伍严重创弱甚至解体,我省仅有的《山花》、《花溪》、《杉乡文学》、《夜郎文学》均出现稿源枯竭的危机。再加上经济拮据,文学读者随着文化消费的多样化而日趋减少,无不气息奄奄,陷入窘境。这种文学状况,在全国一度掀起的长篇小说热、散文热等文学浪潮中亦未稍有改观。     

榜样的力量

2012年，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东风里，贵州省作协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青年作家欧阳黔森为主席的新领导班子，一批中青年作家进入主席团，使省作协领导班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朝气。国发2号文件下发，更是鼓舞了贵州文学创作队伍的士气。短短时间里，省作协连续举办了多次大型文学活动，全省创作氛围浓郁，创作状态活跃。     

发展文艺促小康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接着又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实力是把握机遇的基础——长篇小说《雄关漫道》点评

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如果不是人云亦云,要对革命史实精准把握,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公正评价,并得到社会的认同,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这不仅和作家素质有关,更和时代氛围分不开。像曾任我省宣传部长的作家汪小川,当年就能写     

徐必常印象

宋相王安石,人称王拗公,做事执拗,不肯变通,又爱剑走偏锋。据《西清诗话》载,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黄昏风雨瞑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引起和欧阳修的激辩。毕竟菊花普遍都枯于枝头,不落花瓣,你就随大流多好,却非要写那少见的落瓣菊花。还引经据典,说什么屈原《离骚》就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句子。故其变法虽利国利民,却换得朝野一片骂声。     

热读冷看总相宜——谈谈秦家伦的《谈天说地集》

记得1983年才到省作协工作时,不时读到家伦的文章,觉得颇有意思,便冒昧地向当时省作协秘书长鲁令子先生评说。鲁老先生嘴角一咧,伸出拇指:当然罗,秦家伦,才子嘛！我当即舌头一伸,白愧孤陋寡闻。后来,不仅读家伦文章日多,而且他本人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了解了他的丰富学识与敏捷文思,方体会到鲁老先生所赞非谬。君若不信,可试找他近日出版的《谈天说地集》来一读。 《谈天说地集》收录了家伦关于谈思想、政治、社会、经济、家庭、婚恋、山水等方面的文章。其中有杂文、随笔、小品、游记;也有一事一议的短评。除几篇游记稍长而外,均是些千字文。然而,别看这些文章短小,却笔墨凝炼,以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