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重要性与制度史研究的基础性——《清代奖赏制度研究》序

任何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都是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与国情要素,借助于相应的法令?礼俗等规范,约束社会成员,确保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在维系统治者的掌控秩序与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前人有言:“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1]美国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Douglass C.North)亦称:“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     

孙中山为何迅即让出政权

只要我们坚持从历史条件出发来解读历史本身,则不难发现,孙中山等人之所以不能把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牢握在手,原因颇多,其中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不够、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摆脱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等,则是最重要的因素。让出政权,并非孙中山一时的决策失误。     

从“江永女书”看江永劳动妇女对太平天国起义的真实态度

从“江永女书”看江永劳动妇女对太平天国起义的真实态度郭世佑学术界一般认为，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前纪律严明，起义军深得各地民众拥护，及至天京事变之后才有所变化。其实不尽然，即使在天京事变前，在太平军横扫长江以南的过程中，各路起义军及其响应者关于行军纪律的...     

禹之谟与辛亥革命志士阶级属性新论

长期以来,史学界为了说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这一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不易之论,常常以禹之谟为例,把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下层或中下层的典型代表来叙述。有的国外学者也乐于拿禹之谟来说明类似问题。其实,只要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禹之谟创办实业和投身革命的实际过程,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则上述论点似乎还不能成立。事实证明,禹之谟主要是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去从事实业建设的,他投资创办的“湘利黔”与其说是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     

辛亥革命與近代民權政治的兩難

由义和团事件引发的清朝对外宣战与八国联军攻占京师的血腥厮杀把多灾多难的中国拖入20世纪之时，狼狈西逃的慈禧太後与光绪帝再次丢失神圣的光环，人心思变就在所难免。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後来追忆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与1900年10月惠州起义的民心之别时，深有感慨地说，同样是失败的起义，民众的反应却大不相同。     

慎把青春读明天

记者这次出题曰“大学生活的定位与规划”,“定位”也许不难,“规划”云云,却是“十个先生九本书”,十本或十本以上也有可能,全在自己去把握。至于个人经验,吾等在当年高考制度恢复时步入学府的那种情境、物境与意境均已时过境迁,似无太多的可比性。据说,如今除了那个曾使徐志摩在“星光与波光默契中”醉过也醒过的康桥之外,普天之下能严拒商化和节日化的学府已经难觅了,沉甸甸的未名湖与清华园尚且如此,其他高校大概也不例外。不过,话说回来,历史是人类所共有的精神家园与智慧宝库,大学的角色就在历史的演化中日益彰显。自从大学模式在意大…     

民族英雄今安在

如果说近代中国的民族影响只能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左宗棠等民族脊染中去寻找, 那么,21世纪的民族英雄必将从王选式的科技报国者和产业报国者中发现     

辛亥先驱的首创精神与历史价值

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的“破”和“立”，所谓“破”是指它不仅推翻了延续268年的清朝腐朽统治。也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制．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所谓“立”即指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开始了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政治现代化历程。而无论“破”还是“立”，都源于百年前辛亥先驱的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辛亥革命——中国民权政治第一章

武昌起义的枪声距今已整整90周年了。90年来,神州大地物换星移,江山不可复识。已经画上句号的辛亥革命至今还是后世研究者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本文拟就清末“新政”与革命的结局等问题略陈管见,旨在从历史条件出发,彰显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绩,谨此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     

导师的权利

近年来,由于研究生培养质量不尽人意,加之博导剽窃他人成果、硕导涉嫌性交易泄题等事件接连出现,责问导师群体职业道德的舆论不绝于耳,教育部颁发的“学术道德建设”、“学术规范”等文件也接踵而来。这多少有点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哪里有危难,哪里便出现拯救。”至于拯救的过程与成效究竟如何,倒是更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