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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场“金融风暴”,以不容置疑的结论结束了一场争论——对于一个不富裕却急于想把经济搞上去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在各方面、特别是科学实力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有着较大差距的国家,基础研究向何处去?国家要不要把非常有限的资金、资源投入在不可能立刻看到效益的基础研究上? 诚然,即便在人们认识分歧最大的时侯,也不曾有人“彻底”地认为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可以抛弃基础研究。当时人们最普遍的看法是,发展要有轻重缓急,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把经济搞上去,虽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第一生产力”不一定要是自己的。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青年科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特别强调说:“当一个国家基础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别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又想很快地在经济上崛起,那么,COPY(直接引进)就是最有效的捷径。日本、南朝鲜以及新加坡都是靠COPY别人的科学成果发展起来的,这样可以节省许多基础研究的投资。” 至少在当时这是事实。尽管这个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过各级决策者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的决心不得而知,但人们看得见和感受得到的状况是,一个时期中,我国的基础研究的确陷入了深深的困惑——科研经费紧张,整个社会“脑”、“体”倒挂严重,大批优秀年轻科技人才外流,科学界面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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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北京率先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这是富有战略眼光的重大决策。而建设创新型城市,关键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仅依赖于物质保障,还有赖于形成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和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纵观科技发展史,科技创新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以及古典哲学的兴起,就没有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英国最先爆发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然而,相对落后的德国,率先摆脱了机械唯物论的束缚,发展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思想,催生了量子论和相对论学说,使其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科学中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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