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准方向 推动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有力有效

2020年,团江西省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防汛救灾、脱贫攻坚等重大主题,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内容供给,着力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引领力、渗透力、影响力。     

粤台情脉持续拉近 青年之家共话发展

正7月14日至18日,2018年全国台联第十五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广东分营顺利举办。今年,来自台湾中山大学、崑山科技大学和嘉义大学等18所岛内高校,近40位师生参加了此次广东分营活动,先后在广州、中山和珠海进行了为期5天的参访交流。7月14日,广东分营在广州拉开     

困境与出路：中国民事诉讼“新证据”制度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证据制度完善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该规定纳入有限证据的观念，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促使当事人及时收集和提供证据，推动法院由以往的追求“客观真实”转变为以当事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能证明的“法律真实”的证据作为民事纠纷裁判的依据，避免对证据进行无休止地搜索而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的拖延。平衡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避免过分强调证据适时提出而导致实体不公，该规定以“新证据”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或限制，并对不同阶段的“新证据”作了初步的规定。但由于该规定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制定的，在制度设计上尚存在缺陷，有关“新证据”的规定较为简翠笼统。司法实践中对“新证据”的把握也或宽或严，操作不一。背离举证时限制度设立的本意，造成程序公正和贵体公正的价值失衡。考察与反思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新证据”，对于充分发挥举证时限制度的作用，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论利益衡量理论的司法运用——以法官司法能力的提高为视角

利益衡量是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案件涉及多个利益冲突的场合。法院判决究竟如何作出或应当如何作出，适已不单纯是一个法学理论问题，还直接表现为法官的司法能力问题。作为一种应当具有普适意义的司法活动或司法方法，利益衡量应当在法理的背景下，从民事法律领域出发．判断其价值及构成，在审理案件时合理注意利益衡量，应当是对法官司法能力的一种直接要求。法官在对个案衔突进行利益衡量时，必须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必须注意行为的节制性、妥当性、现实性和统一性。采取利益衡量的方法创造判例很有必要。利益衡量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利用地方资源 开展“五小”活动

牛塘中心小学地处人杰地灵的江南水乡,地方资源十分丰富。在牛塘镇,有具有牛塘地方特色的"装花团子"手工作坊,有专门进行废旧材料再生利用的翔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也有绿色环保的查红鑫家庭阳台绿色果蔬苗株培育基地,还有中国国家级象牙雕刻大师肖剑波的"艺宝楼",等等。牛塘中心小学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开展"五小"明星争创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在牛塘这片富有生机的土地上,留下了孩子们好奇的目光,探索的足迹。"五小"指文明小使者、知识小博士、     

华侨与近代潮汕侨乡教育事业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澄海侨办教育为例

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澄海侨乡侨办学校发展情况的考察及其与海外华侨教育之间关系的梳理，探讨华侨捐资兴学对潮汕地区侨乡现代化的作用及其对海外华侨教育的反哺作用。     

对“张惠妹现象”的深思

四年前,台湾歌手张惠妹应邀在陈水扁的就职仪式上引吭高唱“中华民国国歌”,其后遭到大陆某些部门的杯葛,被禁足登陆一年,据说还因此失去了百事可乐广告代言人的巨额收入。 四年后,张惠妹仍然遭遇到类似的境遇,而且甚过于四年前。由于大陆网民自发组织的杯葛活动,张惠妹在青岛遭部分民众高举横幅标语的抗议,杭州的演唱会也因为百多名大陆民众自发的抗议活动而被迫临时取消。     

泰国曼谷潮人群体调查研究——以文化认同为视角

本文以笔者在泰国曼谷对潮人群体田野调查时所得的问卷资料和口述材料为基础,试图对泰国潮人群体的认同情况进行研究。本文认为,文化认同对海外潮人的认同起主导作用,受访者对华人文化尤其是潮汕亚族群文化有较强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