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台“秘密外交”管道一窥

20世纪60年代的前半期,美国与台湾当局在国民党残军撤离金三角地区、美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政策分歧。在正常交涉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负责人雷·克莱恩频频充当秘密协调双方政策的中间人。"邦迪—克莱恩—蒋经国"之间的联系,成为肯尼迪与蒋介石沟通的幕后管道,使得美台双方在关系紧张的危机时刻得以绕开官僚体制的障碍,在首脑之间形成直接、有效的沟通。这一"秘密外交"渠道的形成既体现了蒋介石对"外交"的高度专权,喜欢绕开"外交部门",指派私人使者进行交涉的风格,也体现了美台之间在冷战格局下要将深刻的矛盾隐藏不露的无奈。     

冷战僵持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考察冷战僵持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本文认为,约翰逊政府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存在信息处理资源相对不足、中国问题专家地位偏低、决策层级脱节等特点,使得辅助决策层和基层职业外交官、政策分析家所提之建议不能及时准确地到达核心决策层。在能与总统直接对话的高级中国问题专家缺位的情况下,辅助决策层中国问题专家的政策建议容易受到地位更高的苏联问题专家的左右与压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变革。     

中美关系解冻前夕台湾对美宣传与游说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美宣传和游说运动,试图通过外交交涉、营造民间反美情绪、加强对美国政客和社会团体的公关等手段来引导和塑造美国对华舆论,防止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转变。虽然台湾当局在美的宣传与游说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设置了一些障碍,但由于美国援蒋集团势力的衰微,加上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是其内政外交各种因素带来的必然结果,其终究无法阻止中美关系从对峙向缓和转变的大潮流。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旅行限制政策研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美国即开始对华实行旅行限制政策。6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约翰逊政府以放宽对华旅行限制为突破口逐步调整僵硬的对华政策。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对华旅行限制被彻底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冷战时期美国各届政府在对华旅行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本文考察了美国对华旅行限制政策始末。     

约翰逊政府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政策之研究

本文通过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分析约翰逊时期影响美国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决策的诸多因素,为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提供有益的参考。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约翰逊这届政府任期伊始,就感到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老政策难以延续,因而不遗余力地寻找新的手段以维持旧的局面。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约翰逊政府经历了持续的决策争论和反复的立场摇摆,最终确立支持具有“两个中国”意味的“设立研究委员会”的决议案,作为防止其联合国中国代表权政策失败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