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人大代表的身份均衡与政府信任

在一个封闭和不完善的代表体制下,代议机关代表的身份认同往往处于一种混乱或搁置的状态,往往非但不能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多向度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反而成为公民质疑、不认同政府的一个政治行为者或政治参与者。     

理念、制度和政治发展——关于温岭地方人大民主改革持续发展的原因探讨

温岭的实践具备了支撑改革的关键两点：理念因素和制度因素。在温岭的改革中。理念和制度不是单独存在的，通过有效的治理和制度创新，理念和制度之间能够达成有效的沟通和融合。尤其在引入人大平台后，既有的制度绩效被激活，并与社会理念的发展构成了新的动态的均衡。     

人大与公共决策:问题、原因与对策分析

本文即着眼于人大与公共决策这一主题,对目前人大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经济发展与中国政治民主——以地方政府民主创新为视角

从民主实践的视角,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政治民主从理想逐步走向现实的三十年.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但是同时,宏观的分析不可避免地消隐了某些偶然的变量、具体的情况和细节,不能够充分反映现实.     

当前中国立法协商基本问题探讨

作为立法决策和协商民主的结合,立法协商是当前中国政治治理的新领域。但是对于立法协商的内涵、特征、价值、实践状态以及面临挑战等基本问题,我们缺乏系统研究和把握。当前中国立法协商实践综合了理念和制度两方面的价值和影响力,是自上而下民主动员和培育的一种混合。概括其内涵,总结其实践形态,挖掘其价值内涵,梳理其面对的挑战和完善的策略,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     

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正协商民主倡导政治参与者通过平等对话、协商方式进行利益互动,形成公共决策。作为民主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通过对公共利益的强调,促进了不同政治话语之间的相互理解,有效提升了政治治理的共识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政治过程中     

公共领域、有限政治市场与政治沟通公共性——地方人大参与式预算改革可持续发展分析

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有其沟通机制的“在场”和“到位”，否则，其必定如空中楼阁般不可达”，。民主政治下的政治沟通，首要标志是公共性。以浙江温岭、上海闵行区和惠南镇为代表的地方人大“参与式”预算改革的发生与可持续进行，其关键就在于为政治沟通公共性的形成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环境。但是，从客观的角度，     

治理与中国民主发展:一种路径意义上的分析

治理是一个和民主发展具有重叠性的概念。中国的民主发展从实践和理念两个层面与治理联系在一起。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治理与中国民主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在中国的实践中,治理必须与中国民主之间具有交叉性的互动和互补,才能够对其构成路径意义上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创新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

在宏观层面，中国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从地方政府民主创新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并不绝对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种不一致说明经济元素并不是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直接因素，而是间接因素；民主工具理性的有效发挥和善治是达成“经济发展——政治民主”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点。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关键在于主导经济改革进程的政府能否具有一个良性的治理空间。     

瑞典社会合作机制探析

作为北欧国家的突出代表,瑞典的社会建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相对平等的阶层关系、循序进行的劳资谈判、良好的社会福利基础和民主稳定的社会秩序,足以引起世人对瑞典的关注。这一切都与瑞典特有的社会合作机制分不开。瑞典的社会合作机制重视各阶层的整体参与和有序合作,最终达成了共识政治的优化结果。其原因首要在于,瑞典社会合作过程中,缓冲区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缓冲区内的跨区域组织,合作各方得以通过组织化的形式在透明、公正的沟通渠道下互动,从而达成共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