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为宋庆龄工作的两周

1957年11月，莫斯科大规模地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除苏联外，还有100多个外国代表团。会后举行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由于举行这两个会议，我有机会在两周时间内天天为中国人民的杰出女儿、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做联络、服务工作。当时宋庆龄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

1999年5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柯教授来中央党史研究室访问,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书《中国的文明与改革》,其中有一篇文章专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读了几遍,觉得作者对邓小平理论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一些新鲜的和有见地的观点。文章论述了8个问题,篇幅较长,这里仅选译其中第1、第2和第6个问题,供研究者参考(本文题目为译者所加)。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论著评析座谈会综述

为了开展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论著的评析工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和科研局于今年9月11日在京召开首次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论著评析座谈会,主题是:评国外学者所谓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观”。首都党史界和理论界的专家石仲泉、彭明、萧超然、朱乔森、朱成甲、刘桂生以及一些青年党史工作者等应邀出席座谈会并先后在会上发言。座谈会开始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到会讲话。接着,与会者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关中山舰事件的若干当事人档案

译者按：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亦称“三二○事件”。事件发生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到中国了解情况和检查苏联顾问团工作的布勃诺夫使团正在广州，并直接参与了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工作。事件过后不久，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曾先后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大会上和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了这次事件的起因，说明了采取让步政策的理由和应从中汲取的教训。其后军事顾问团副团长罗加乔夫、拉兹贡等人还分别向苏联有关部门写出报告，记述了事件发生经过并对这次事件作出了评价。多年以来这些文件一直作为秘…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

在苏共二十七大以后开始进行的这场确立新思维和恢复历史真相的斗争中,我国历史科学的最重要任务是克服它自身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虚伪的教条和过时的模式。这种教条和模式,多数来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因为这本书体现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斯大林个人崇拜思想的主要论点。遗憾的是,对这本书的全面批判,实质上至今在我们的著作中还没有作出反映。但是不这样做,实际上就不可能形成关于苏共真实历史的列宁式的新概念。本文的任务仅是从编写《简明教程》的过程中汲取一些教训。 1938年9月,先是在许多天的《真理报》上,后来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新编党史教科书书稿。这部书的正式名称是《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而非正式名称是《联共(布)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二)

文件五: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16日关于南京的群众发动问题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根据同李(立三)的谈话,起草了我们的建议。我们应该认真地在工厂,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士兵中间广泛开展抗议白色恐怖的运动。如果我们将来很强大,我们应该准备群众性的罢工运动。即使我们为表示抗议长沙、武汉、南京等地的白色恐怖而在一些重要工厂争取到10分钟工休时间,这也是很大的胜利。如果我们的力量得到加强,我们当然可以提出更广泛的口号。我们应该突出强调什么呢?这就是,     

深入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

1987年7月8日,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了一次共产国际史研讨会。会上,来自莫斯科许多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就苏联共产国际史研究状况和迫切任务发表了各种看法。《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87年第10期刊登的这篇文章,综合报道了这次研讨会的情况。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苏联共产国际史研究的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绩;第二,第三部分记述了苏联学者对如何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提出的新见解和对共产国际史研究申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的反思;第四部分简要地说明了这次会议的意义。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国的一些报刊曾对文章内容作过简要介绍。为便于史学工作者全面了解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现将其中的第二、第三部分全文译载如下(文中小标题为原文所有)。     

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份电报

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A.M.列多夫斯基在《远东问题》杂志(第2、3期)上发表《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一文,披露了毛泽东于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的一段话:“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这种说法引起了我国史学界的关注,本刊1999年第6期曾发表两篇文章对这份电报的可靠性和毛泽东提出这种观点的可能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杂志也刊登过文章,参与讨论。为弄清这些问题,2000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赴莫斯科参加由远东研究所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同志,专门向列多夫斯基高级研究员询问了这份电报的来源和其全部内容,并希望他能提供副本或予以公开发表。后来列多夫斯基高级研究员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查到了这份电报和斯大林1948年4月20曰给毛泽东的复电,并在《远东问题》杂志2000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将这两份电报公布。现将列多夫斯基这篇文章译载如下,供研究上述问题参考。     

关于福建事变的一组重要档案文件

在莫斯科保存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有一些关于福建事变的历史文件,主要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驻上海)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及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之间往来的电报,以及潘汉年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关于福建事变的发言、李德向共产国际提交的关于福建事变的调查材料等。这些文件对于了解福建事变的内情和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共应对福建事变的方针和策略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下面选译其中10份文件,供研究者参考。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三)

文件十一: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关于和平解决西安冲突的必要性问题 1936年12月16日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1. 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 既然这次发动已成事实和应当顾及事实,中国共产党要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