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刑起源的历史文化分析——五刑与法自然的哲思

五刑制度自产生伊始就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历朝历代所沿用。本文从其产生入手,通过纵横双向研究,分析五刑与五行的辩证关系,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纵向上,梳理了五刑自史前萌芽至西周正式确立阶段的历史;横向上,比较了历代五行对五刑的渗透。通过史料分析与深入思考,探求以五刑为代表的中国刑法背后的自然崇拜与法自然思想,以期为今人所借鉴。     

论公共安全刑事政策的合法性

社会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我国已进入社会高速转型期。在这变革时期,传统与现代因素激烈碰撞,形成不安定因素,公共安全问题不断凸显,涉及公共安全的犯罪也随之呈现出新的态势。面对这些新态势,刑事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纵观我国当前刑事领域,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刑事政策对公共安全犯罪的防控,更多体现的是从重从严的一面,犯罪化和重刑化的倾向明显。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的前提下,我国应对公共安全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用进行必要限制,在坚持合法性原则的前提下,同时体现宽的一面。     

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偏执

就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而言,2010年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认定标准。但其呈现出明显的司法防控扩大化趋势,多处规定造成了刑法理论的矛盾和司法实践的困惑,其中隐含的重刑思想在吴英案等案件中已经有所外化,令人担忧。在吴英案中,由于吴英对于以往的欠款大多已经归还,且本色集团有一定的营利能力,所获款项中大部分又投入集团运营当中,因此吴英所认为的"可以赚钱"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非法占有目的特征不明显。     

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之免除

前科报告义务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犯罪人的义务,这一规定往往给前科人,特别是未成年前科人造成广泛且严重的负面影响。2011年颁行的《刑法修正案(八)》有条件地取消了未成年人的这一义务,为在中国最终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分析其重大意义的前提下,人们亦应理性地看到其局限性和时代性,以期完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