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合同的类型——基于徽州合同文书的实证分析

徽州合同文书覆盖的时代广泛、数量众多、类型较全,基本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合同文书的概貌。清代徽州的定型合同代表了成熟化、定型化的社会关系。由于清代基层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定型合同不足以应付所有的财产关系或社会关系,在解决不确定或不可预知的利益关系中,不定型合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定型合同遵循合同自愿原则,只要双方就协商事项达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清代徽州不定型合同与定型合同之间的递进、替代或转化轨迹,很可能为我们开启了另一扇窥探中国社会史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清代民间社会的区域性、时代性和动态性等面相,都可放在一种新的视角中得到验证。     

中国民法典诞生百年祭——以财产制为中心考察民法移植的两条主线

百年中国民法发展史,需要超越本位的角度,从财产制角度加以反思。这样可以发现两条主线:第一是外来的个人财产制与传统的家产制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土地所有权上国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带来矛盾。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立法和社会纠纷中,都能看到这两种矛盾带来的困扰。一方面,个人财产制与家产制的对立冲突,使民法的一些制度被架空,而社会中的家产关系和纠纷得不到规范和调整。这种冲突格局集中反映在今天的农村分家、土地承包经营、城市家庭的财产分割等问题上。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双层结构违反所有权平等原则,是近代以来私人的不动产所有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主要原因。     

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批评

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原理》,在关于中国古代分家、遗嘱、赠与等财产习惯方面存在着不少误解,这导致他形成了中国家父享有家产所有权的观点。今天,当更多的文书资料特别是徽州文书得以整理面世后,对滋贺秀三著作中存在的问题,似乎有可能提出质疑和讨论了。实际上,中国家长从属于作为整体性的“家”。因为在近代法制转型之前,家产尚未完全分离为个人财产,家长可以管理和增益家产,却不能随意处分。因此,以分家习惯为主线索,围绕滋贺秀三的著作,结合其它财产习惯,对近代中国法制转型之前的家产制进行一个尝试性的探讨颇有必要。     

清末奉天各级审判厅考论

清末奉天各级审判厅的创办,以司法独立和司法统一为宗旨。创办以来,陆续解决了官员选任、司法经费、审结新旧案件等方面的困难,制定了各种审判程序和章程,得到朝廷嘉许,成为清末各省审判厅中的“样板工程”。然而,深入考察会发现,新设立的审判厅并未得到行政机构的尊重,旧的财政体系已无法支持审判厅的正常运转。这说明,若无财政、人事、教育、经济、议会等方面的改革加以配合,清末司法改革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论清代的继子孙责任——以顺天府宝坻县刑房档为线索

从宝坻县衙档案中的继书和案件看,清代继子孙对家庭的责任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对已故尊直系亲属的,一类是对在世家属的。前者包括主持已故亲属的丧葬和祭祀仪式,后者包括对尊亲属的赡养。通过个案分析发现,家业传承与"父债子还"是相联系的,承继是指整个家庭的所有内容向下辈移交;因此,继父母考察继子孙能否承继,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综合地考察继子孙的行为。只要继子孙有影响家业承继的不良行为,就可能导致废继,由此,我们认为,清代子孙的这些责任是综合的、整体的。     

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

俞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清廷主持的法律改革,截断了数千余年的中国法律传统,拉开了移植西方法的序幕。"移植与重建",成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法律界思考的主题。西方的法概念在汉语中该怎样解释?欧洲的民法对中国社会合适吗?对中国来说,采用哪一种司法体系更好?没有经验,也不可能有责成答案。所     

[俄罗斯]齐赫文斯基院士一行访问我系

以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汉学家协会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为团长的俄汉学家代表团,日前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北大兼职教授俞邃同志陪同,访问我系并同系领导举行座谈。系主任梁守德教授向客人介绍了我系教学、科研以及与国     

从唐福珍自焚案看公民权利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

所有拆迁事件．都体现着一个可怕的观念．这一观念在某些政府官员的头脑中牢不可破。这一观念简单说就是，把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对立起来．认为公共利益理所当然地大于公民权利。最近报道的黑龙江省东宁县县长任侃公然告诫“钉子户”。“不要与东宁人民为敌”．就是对这一观念最生动的注脚。     

"躲猫猫"事件与公权力的盗用

"躲猫猫"事件给出的教训,恰恰不是人权观念的淡漠.中国社会向来重视人命,素有"人命关天"的观念,却仍然阻挡不了冤案发生.它给我们的教训不是完善立法;而是严格执行现行法律,真相或可早些公开.悲剧就能避免.反讽的是,法律白纸黑字地在那里,却被一些执法者虚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