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基层治理的假想科层关系及其法治悖论——基于“草根—科层”框架的质性研究

村治与乡政之间的关系是基层治理及其法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通过建构“草根—科层”二元框架发现,村民委员会的科层性只可能在拟制的意义上成立,因为它本质上是由村民委员会主导者的身份转换诉求、政治权力欲望与乡镇政府的情感控制策略共同促成的假想科层关系。借助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场域”理论解读,村民委员会主导者试图在乡村基层治理的“组织场域”中,诉诸三重秩序资源的再生产,而将假想科层关系制度化。但由于“村治”与“乡政”的分离格局具有难以突破的规范和价值理由,这种努力往往难以实现。化解这种假想科层关系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题中之义,但受其“后坐力”影响,法治化的相关制度安排会导致村治与乡政展开资源拉锯战,村治与乡政的关系状态会随之走入另一种格局。但就像将“假想”制度化的期待无法实现一样,这一法治悖论也无法成为扭转基层法治化进程的阻碍事由。     

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若干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了该法的主体范围,但该条款仅就"消费者"的行为作了界定,却未明确其概念和主体资格;因此,准确解读"消费者"内涵、明确其主体资格、划定其范围界限对于正确适用该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再探生存权的本真内涵——评大须贺明生存权定义兼与龚向和商榷

当代人权法学界对于生存权内涵的界定众说纷纭,日本学者大须贺明先生作为"国家积极保障说"的集大成者较为全面、准确地阐释了生存权作为首要人权的底线性特征;而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龚向和教授则集各家观点之长,析取出生存权质的存在性并总结出符合我国人权现状的生存权含义,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本文倾向于大须贺明生存权内涵之中轴,但对其"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的表述存有疑义,借此简评并与龚向和教授商议。     

基层审判人员学历构成对法制体系的影响——以A市B县法院为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普通一审刑、民商事案件及部分行政诉讼,在维护社会秩序、捍卫法律尊严、辅助政治民主化、管控市场合法化、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唤醒公众法律意识、合理配置诉讼资源、切实维稳法治框架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而作为基层人民法院血肉的审判人员,其专业素养及专业技能的高低则成为影响整个基层法制运作体系畅通与否最为重要的因素。本次调查研究以兰西县人民法院为切入点,以求探知基层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学历背景构成对我国基层法制运作体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