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妇女贫困化的制度探讨

随着中国离婚率的提高,离婚女性人群也逐步扩大。许多妇女离婚后生活陷入困境,使离婚女性贫困化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虽然造成离婚妇女贫困化的原因是多元的,但现行《婚姻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在保护女性权益的制度设计上存在着诸多不足,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远未完善,这些都加剧了离婚妇女的贫困状况。只有修正现行法律保护离婚女性权益上的制度缺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缓和消除离婚女性的贫困化问题。     

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中国民法中的确立——以女性法律地位的变迁为视角

对于缺乏自然法传统及平等观念的中国社会而言,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民法中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清民律草案》首先在立法层面突破了旧体制的局限,初步确立了女性的独立法律地位,但却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没有来得及施行就退回到《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不过,民初大理院却在司法裁判中,常常以"条理"的形式将《大清民律草案》中有关女性权利的进步性规定引入具体的审判实践中,以判解的方式使女性法律地位得以提高。之后,《民国民律草案》在吸收这些进步性判解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民国民法典》最终完全确立了男女平等原则。     

法律遭遇道德的尴尬——比较法视野中的乱伦行为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乱伦是指存在于同辈或不同辈份的具有亲属关系的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为大部分社会所禁止和惩处。尽管由于社会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不同,不同国家对乱伦的观念和处置也存在差异,但古今中外的法律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其加以规范。以《唐律》为典范,我国封建法律对乱伦罪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当代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法律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规范。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这些制度有助于确定我国未来规范乱伦的立法取向。     

“契约”抑或“身份”——民初“妾”之权利变化的语境考察——以大理院婚姻、继承判解为中心

民国初年妾的法律地位在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的司法判解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理院顺应当时社会一夫一妻制的潮流,在司法裁判中借助外来法律术语,对妾在传统法律上的准配偶身份予以否定,与此同时努力将夫妾关系表述为一种契约关系。但这种法律逻辑与当时现实中还广泛存在的妾在诸多问题上均有冲突,为此,大理院不得不采取折衷的态度,又赋予妾家属身份。妾的法律地位由此而随着契约、身份的不同语境不断变化。总体来看,民初妾的权利变化是在大理院法律表达与社会实践的冲突与调适中逐步实现的。     

财产法变革语境下的所有权比较

所有权是财产法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核心概念，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的所有权制度存在差别。大陆法所有权理论注重逻辑的清晰，但过度的抽象容易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反差增大；英美财产法较少受抽象所有权概念的束缚，但逻辑模糊而缺乏系统性。两大法系所有权制度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本质功能并无太大差异。     

对农户独立法律主体地位的探讨

农户是我国农业经济的重要主体,立法上是否应当赋予其独立的地位,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独立农户在农业经营中具有重要作用,应结合立法分析农户在土地承包权中所具有的独立法律主体地位及其作用。未来的民法典应该赋予农户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     

由客体到主体:民初女性婚姻权利的变化——以大理院婚约判解为例

在传统的婚姻制度与习俗中,女性并非婚姻的主体,在婚约定立中,她们处于被安排的地位,在婚约履行中,她们是被强迫履行婚约义务的客体,在婚约的解除中,也是被双方父母争议的标的物,这种状况直到民国初年的民事基本法仍然没有任何改变。但民国初年的大理院因受西方民法理念及国内妇女运动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判解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一定的变通,这种变通使民初女性的婚姻权利体现出由客体而主体的变化趋势。     

非婚同居中女性健康权保护的法律困境及对策

规范非婚同居已经成为我国婚姻法学界的共识,但同居中女性的健康权问题却被忽略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官往往用侵权法规则来解决相关的法律纠纷,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女性在非婚同居中的健康权不仅仅是女性健康不受侵犯的一种私法上的消极权利,也是一种积极的权利,国家有义务通过相关法律制度来保障女性健康权,这一点需要通过尽快制定非婚同居的法律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