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劳动模范王凯山等34人的倡议书

我们以极其兴奋与愉快的心情,读了"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与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同志的元旦广播祝词后,使我们认识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高速度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工业战线也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着。这个新的形势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出席山西省工业劳动模范座谈会的34个人经过座谈讨论后,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和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决心保证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在生产上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并且愿与全省国营、地力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一道展开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劳动竞赛,以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提出如下的竞赛保证条件:     

从编年史到经典 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

桂思卓教授是西方汉学家中的新锐，现任教于美国康涅狄克学院历史系。……她长期研究早期中国史、儒道的神性和哲学维度及当代东亚世界中的儒学。这种学术经历和专业取向使她的研究常常表现出文化比较的视野和历史纵深感。     

论大学生诚信档案建设

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有愈演愈烈之势,以学业诚信、经济诚信、生活诚信和就业择业诚信方面的缺失为表征。大学生诚信缺失有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原因,内在原因是个人价值观和道德修养的偏失,外在原因是诚信制度建设不健全。解决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需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不但要扎根于我国传统文化还要借鉴国外诚信建设经验,注重诚信理念教育,加强法制建设,健全考核、奖惩、监督机制,采用信息化建档方法,完善考核指标体系。     

为礼所缚的汉代皇权——有关礼之规范功能的一个考察

在中国古代,礼无疑是一套自洽的规范。法律史学界一般只论及礼对法典的影响,很少探讨礼本身,更缺乏对礼治场景的细节性分析。由于汉朝是儒家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初始阶段,因此汉朝皇权与礼制的关系是考察这一问题的有效切入点。在汉代,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儒家思想与皇权的关联性日益强化,学习儒术出身的官员或者说儒吏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礼制的守护将博得儒吏群体的忠心和支持,他对礼制的违反则将导致儒吏群体的口诛笔伐。礼的规范功能正是在皇帝与儒吏群体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它所蕴含的独特法律意味也因此获得阐释。     

法律儒家化：关于反思之反思

在中国法律史学史上,瞿同祖提出“法律儒家化”学说实为无法忽视的一页。该学说对汉唐间律的发展趋势做了凝练且富有解释力的总结,因此,长期为国内外学界所认可。然而,近二十余年间,由于新史料的出现及学界理论水平的提升,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该学说展开了种种反思,使其几近处于被抛弃之边缘。但是,若仔细研读各类反思性意见,又会发现,所谓反思往往与瞿同祖所设定的问题意识渐行渐远,或不利于后学准确理解瞿同祖的论断。事实上,即便在今日,瞿同祖的主张仍有较强的合理性,在被适当地调整和补充之后仍可谓传统中国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历史、现状与改革:劳动教养制度述评

劳动教养制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此后经历了从政治修辞到法律话语的发展过程。目前,该制度已陷入合理性孱弱、性质定位不明、法律依据混乱、实践弊端遍在及正当性缺失等各种困境,其改革势在必行。结合传统及现实因素,我国宜实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保安处分化。     

唐以前盗罪之变迁研究

尽管名称不一,但盗罪无疑是古今刑事法律均极为关注的罪名,今人也习惯于以财产性犯罪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盗罪。然而,在中国文字初创之时,“盗”其实是泛指“不正”“不当”之义的词汇;至战国时代,才被相对明确地用来指称侵犯财产的行为,但其“不正”“不当”之义也并未完全消失。此种日常语义的多层次性也影响到战国秦至汉代的法律对盗罪的设计,使盗罪一方面以非法取财为主旨,另一方面又保留着超越财产性犯罪之概念限定的可能,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含义复杂性。至魏晋南北朝,立法者们虽试图对盗罪予以分化或净化,但由于“盗”字的日常语义依然具有多层次性,作为法律术语之盗罪的含义复杂性也无法彻底改变并最终遗留在唐律之中。     

开放的思想史——评艾尔曼之《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在中国思想史上,清代经学似乎是最沉闷乏味的。众多繁琐的考据成果好像都只是在追问某一文献的真实性问题,层层累加的文字游戏消磨着思想的火花。然而,儒家自创立以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对儒家学者而言,治"小学"充其量只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起步罢了。既然如此,那么清儒埋首于考据之中的做法是否表明儒家的责任担当意识因政治的压迫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呢?     

再论两汉经义折狱——以儒家经典与律令的关系为中心

对两汉时代的经义折狱,学界的诸种论点都只关注同一个问题,即在经义折狱案件中经常出现的“原心定罪”及与之相关的公羊学说究竟是一种主观主义刑法理论还是一种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事实上,在汉朝意识形态儒学化,且律令断罪又是汉代法律运行之基本模式的情况下,经义折狱的核心命题实为儒家经典与律令的关系,而所谓的主观说或客观说都只谈到了该命题的某个侧面.在两汉时代,经过董仲舒等儒生与朝廷权力的互动,在儒家经典与律令之间最终形成了以经补律、以经饰律、以经注律、以经破律等各种关系,王霸道并用的汉家法度也由此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