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的方法论探微

共生是一个生物学前沿领域的概念,当前在社会科学中也频频出现,渗透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能否将共生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理论化的概括对全球化下的人类未来发展意义深远。从世界的存在模式、人与自然界的生成等存在论角度进行事实和理论的分析,提出共生的关系性、时间性、平等性、多样性、互动性、复杂性的基本方法,为共生的哲学理念的发展铺石垫路。     

政治伦理及其中国建构

政治伦理问题无论从中西政治思想资源还是社会实践处着眼,都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应有新意。政治伦理问题的实质就是基于人类自我关切的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反思。至为关键的是,哪一种政治权力真正基于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时代背景和社会基本结构的深层转型,作出了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责任承诺和社会道义担当。中国政治伦理的当代建构可以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维度说开去。优良政治伦理的真谛,一定是优良制度理性、优雅道德理性和优秀观念理性的三位一体及其长效自我修复机制的不断完善。     

从社会合理化审视现代性的发展及中国现代化

现代性从启蒙之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韦伯所说的社会合理化阶段;二是现代性反思阶段。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完善社会合理化,其性质应是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审美理性全面发展的社会范式理性化过程,其基点应是个人的科学知识、道德实践知识、审美表现知识的有效发挥,其目的应是人的个性展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的实现。工具理性要以价值理性为导航,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要以审美理性为目的。我们国家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阶段,首先要以启蒙理性精神推动社会合理化。其次,中国的现代化面临世界全球化后工业社会的挑战,要坚持现代性第二阶段反思性社会合理化的新宗旨,才能真正建立和谐社会,使我国的现代化具有面向人类未来的超越性。     

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及引导研究

当前,新媒体对社会发展及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革已经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并且正以更多新理念、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同时,人类在网络空间也日益面临发展和安全方面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携手共同应对。只有以坚决的态度、严格的要求、有力的举措,扎紧网络治理的“篱笆”,共同推动互联网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现代性图景中风险话语的哲学反思

风险社会概念的合理性和独特意义在于对当代风险问题的理论审视开辟了现代性反思的新维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风险研究应该从实践的角度、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以及社会发展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具体展开来把握.现代性的制度之维和文化与价值维度都与现代风险有内在关联,为我们探究现代风险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提供了理论框架.     

论马克思人民观的总体思路与根本视界

伴随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人民观面临着一个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理论困境,而当前的形势更加紧迫。面对新挑战,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应沉着应对,作为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理论渊源和逻辑诉求的马克思人民观,更应首先积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难题。本研究通过着重探析马克思人民观的总体思路和根本视界,揭示出马克思人民观强烈的现实性、紧密的逻辑性、洞察的深邃性与分析的透彻性这四大理论品质,从而进一步论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抑或永不过时性,从而要求党和政府始终不渝地贯彻和落实、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现代性理论图景中的风险话语

当代西方的风险话语是在现代性反思的理论图景中展开的。对现代性本质的不同阐释和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不同理解是区分西方风险话语主要流派的标尺。风险社会理论重视现代性制度的形态转换和风险的政治应对，风险文化理论关注现代性的文化维度和现代风险的建构本性，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强调风险内生于现代性系统分化的复杂性，风险的“治理性”理论倚重于现代性知识／权力的管理效应和风险控制。梳理和借鉴西方风险研究的主流理论对于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     

从哈贝马斯理论看"国民之争问题"

国民之争问题在中国日益突显,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加剧了个人与国家的疏离,尤其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下,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冲突不可避免。哈贝马斯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外建立新型政治经济哲学,即话语政治,并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开创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将社会结构区分为系统与生活世界两部分,用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方式,并借助公共领域这个中介,协调两者间的矛盾。于是,国家维护系统权力,公民维护社会规范,在权力与规范的对立中,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国民之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协调方法,也为我国经济领域的国民之争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