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立法缺陷探微

现行《刑法》第237条第1款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规定,在罪名设置及主观要件上存在缺陷。为贯彻科学立法精神,借鉴国外立法例,建议取消强制侮辱妇女罪罪名和刺激或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的主观要件要素。     

自我防卫与相互斗殴的刑事司法判定研究——以个案为线索的分析

如何准确认定防卫案件是长久以来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疑难问题,1997年《刑法》虽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较大修订,但并未根本改变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其原因在于修订着重解决了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的问题,但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在于如何区分自我防卫与相互斗殴。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起因是否有责"、"防卫是否不得已"的区分标准,虽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却过于简单与绝对,未能深入探求案情,甚至与立法精神有一定背离,使得自我防卫案件往往以相互斗殴结案,而这也与犯罪控制的诉讼模式、司法技术限制、文化上的复仇动机等因素有密切关联。     

浅析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一、正确认识修订后刑诉法148条第2款规定及其意义 在此次刑诉法修订前，虽然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有所运用，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彰显了从严治理权钱交易的政策取向,既实现了间接权力寻租行为的犯罪化,亦解决了事实上属于受贿罪共犯的特定关系人因证据不足而脱逸法网的问题,对于新形势下提高反腐工作的成效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细究之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之构成要件在立法用语、实质要素等方面存在叠合或相似,因而增加了司法认定的难度。结合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对两罪的边界进行解析,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原则,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刑事法治目的之平衡。     

对城市农民工"讨薪"犯罪现象的透视与反思——从"讨薪死囚"王斌余案谈起

农民工“讨薪”犯罪作为攻击型私力救济,其现象背后有着诸多社会因素,如社会严重不公,公力救济途径的不完善,对农民工正当权益保护乏力等。建立良好的社会政策来改善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生存状况,完善权利表达机制,完善权利救济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农民工“讨薪”犯罪。     

如何区分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

本文通过一起实际的案例,对如何区分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作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的区分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有所裨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定位:宽严并用、宽优于严

刑事政策以各类犯罪及其行为人为规制对象,因而对于社会和谐秩序的形成至关重要。宽严相济政策以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从宽和与严厉两个向度上合理运用刑事权,在刑事法治的各个基本环节、阶段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精神,从而达到防卫社会、保障人权的政策目标,理应确立为和谐社会语境中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并用、宽优于严是宽严相济政策的合理价值定位,有利于充分维护人权,节约稀缺法律资源,增进法治内部与社会整体的和谐。     

浅析刑事诉讼程序回转——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为视角

基于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多元化、矛盾性和妥协性的特点，特定条件下的程序回转是必要的，是一种补救机制，但我国刑事诉讼中程序回转却突破了救济的限度，具有实体性救济、程序性救济、规避错误等多重功能，同时具有种类繁多、功能交错、适用广、限制少、职权性强、缺乏当事人参与、漠视被告人权利等特点，需要对其加以限定与完善。     

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罪行为的认定——重庆市某法院判决刘某受贿案

特定关系人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速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关于量刑建议权的几点思考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重要内容,是求刑权的外在表现,本文在论证量刑建议权价值合理性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对量刑建议抗诉权行使的时间、载体及具体内容提出了构想。并论证量刑建议与抗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