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民事诉讼的形成机制与风险控制——从经济视角分析

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虚假诉讼的成因,可以在微观层面剖析虚假诉讼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虚假诉讼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失败的风险成本,收益则以经济利益为主.直接成本较低、失败的风险可控,有利于行为人达到成本最小化目的,从而提高了虚假诉讼的成本与收益之比,且这就是虚假诉讼多发的主要原因.提高虚假诉讼被发现的几率、加重对虚假诉讼的惩罚、提高虚假诉讼失败的风险成本是遏制虚假诉讼的主要手段.     

“媒体裁判”背后的思考

最近，律师与媒体关系的话题。广受关注，这与媒体派律师群体兴起有关。媒体派律师是一群靠“炒作”逻辑，通过媒体影响法官裁判的新型律师群。这种兴起，得益于近几年来随着网络和自媒体的发达，也跟律师自身职业利益的需求，以及李庄案所显示的个别政治生态和某些不公的司法环境有关。     

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

私人不法取证是私人以非法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证据的行为。私人不法取证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但与公权机关非法取证存在诸多不同。关于私人不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不应排除说、法秩序一元说、权衡理论等诸家学说中，权衡理论更具有合理性。针对我国当前立法对私人不法取证问题规定的空白，应根据权衡理论对私人不法取证进行分类排除。     

论治安防控主体多元化——以北京的实践为重点

治安防控主体多元化是治安防控体系发展的趋势,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北京社会治安防控主体多元化的实践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要充分发挥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的作用,促进北京社会治安防控主体的多元化走向深入。     

北京市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基本模式及其完善

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包括事前预防、事中应急处置和事后的善后措施等。这些措施对影响群体性事件产生和发展的"怨恨生产和解释"、政治机遇结构、组织动员结构等因素都有着较好的缓解和抑制作用,有利于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北京的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处置机制仍存在诸如制度化程度不够、整体联动不够到位等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美国法上两种传闻定义的比较研究

传闻排除规则由三个部分组成，传闻的定义是其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在美国证据法上存在着“陈述者中心”和“主张中心”两种不同的传闻定义。它们在历史形成过程、基本原理、时“暗示性”主张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两种传闻定义各有优劣，但是结合我国当前实际．笔者认为“主张中心”的传闻定义更符合我国诉讼制度的要求。     

治安防控主体多元化演变的理论基础

治安防控主体多元化是治安防控体系发展的趋势,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治安防控主体从传统的单一制,发展到二元制,逐渐向多元化演变。传统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治理理论为这一演变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撑。     

民事证明权的多维视角

民事证明权作为当事人享有的一种权利,与主观证明责任是同一事物之两面。民事证明权是当事人证明自己所主张的案件事实的权利,是民事诉权的重要内容,具有宪法位阶。民事证明权在内容上包括事实主张权、证据收集权、证据提出权、质证权等实体方面的权利与证明平等参与权、心证公开请求权、证据判断理由说明请求权、证明时间保障权、证明成本节约权等程序方面的权利。     

建立新型的检辩关系——“审查起诉阶段的检辩关系”座谈会综述

审查起诉阶段的检辩关系具有其特殊性。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指出：（1）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中立性，决定了检辩关系是一种辩裁关系。与外国有些国家的做法不一样，我国的检察机关并不领导警察的侦查。这就决定了我国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侦查的审查．应该具有一定中立性和客观性．而不应只着重考虑其追诉功能的实现。审查起诉阶段中．检察官与辩护方、侦查机关的关系是一种三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