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状况研究

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以两个方面的转型为标志：第一,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制转型;第二,由初级工业化向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群体分化加快,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群体收入差距拉大,利益主体日趋分化;收入来源多样化,不规范收入引人注目;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利益主体关系紧张化;改革转型阶段风险分配的不平等利益分化状况。     

构建合作主义宪政框架的可行性

合作主义宪政框架,意在使利益冲突的各方依彼此同意的规则竞争、协商、博弈,从而实现彼此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它强调的是参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各方,在政府的主导下有序地共同参与到社会管理中,依照双方经过协商皆接受的方案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     

利益冲突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挑战

以户籍制为主要特征的二元治理模式,导致城乡利益分化不平等;以公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所带来的利益分化不正当;上层精英的联盟导致资本向上集聚,利益分化不一般;这些都冲击着社会公平并导致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结果就体现为贫富或体制内外两部分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具有利益丧失感的人们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对立。这些都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挑战。     

从弗格森的文明社会概念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基于《文明社会史论》的弗格森和马克思比较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经黑格尔并可上溯至斯密,但一个新的资料表明,这一认识忽略了与斯密同时代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的"civil society(文明社会)"概念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黑格尔在继承和改造弗格森"文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赋予德语词汇"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新的含义。相较弗格森的"文明社会"暗含资本主义之意,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则明确指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正是在继承和批判、借用和弃置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唯物史观。但是伴随着市民社会"普遍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矛盾而来的并不是弗格森担忧和预言的文明的中断或崩溃,而是马克思经过科学严密的论证所得出的和历史必将证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