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服务团八千里挺进大西南

在全中国即将解放的军事政治的历史语境下，大西南新解放区的政权接管工作面临严重的干部不足的问题。于是，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时代的感召下，北方各老解放区尤其是华东局抽调的干部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各大中专院校的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打到南方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纷纷踊跃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这支部队直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由邓小平政委领导，为解放、接管和建设大西南服务。     

试论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对辛亥革命失败的理解提供了指导与方向性的认知。鲁迅以革命者坚韧不拔的毅力,用文学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及笔触,描绘、总结辛亥革命失利的社会渊源的同时,也以思想家深邃幽远的洞察力,站在启蒙思想的立场和角度,极力关注在辛亥革命风暴的历史语境下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期人文精神的困扰和出路等问题,并不断地对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改造社会国民性问题进行深沉思考和不倦探索,从而为我们对辛亥革命失败的认识提供了最具价值的人文思考维度。     

建国初期“南下干部”纵队组建的历史语境

"南下干部"纵队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历史语境,而产生的一个特殊而耀眼的历史革命群体。三大战役的胜利,为"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与接管工作扫清了军事障碍,"干部南下"提上日程。在政治形势与党中央决议的历史语境下,"华东南下干部纵队"迅速组建,并经党校短期集训后,浩浩荡荡地向祖国南方挺进,在新的"战场"上为新中国政权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重庆出版的边疆史地学术期刊

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空前危机,引发了国人对西北边疆开发建设的广泛关注。卢沟桥事变后,国难当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进入新的高潮。这一时期,有识之士纷纷成立学术团体,如西北研究社(兰州)、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重庆)、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昆明)等;创办了一些专业报刊,如《边疆研究通讯》(四川)、《中国边疆建设集刊》(重庆)、《边铎问题》(贵州);出版了一批学术著述,如徐益棠《非常时期之云南边疆》(1937年)、卫惠林     

论解放区抗战民歌民谣的思想艺术特征

解放区抗战民歌民谣是中国民间音乐与民众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作为中华民族抗战语境下的一种语言、音乐、舞蹈及诗歌等体裁熔为一炉的艺术表现形式,是解放区军民的战斗生活与思想感情最直接、最真切的艺术反映,并以其创作方式、创作思想、艺术结构、艺术手法等艺术规律特点,集中体现了广大军民群众无与伦比的艺术创造力与感染力。     

追寻聆听：民魂战歌的嘹亮乐章——抗战歌曲专题文献研究

作为全民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时代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抗战歌曲通过表现饱含殷情的抗日救亡内容为主,成为团结群众、鼓舞士气、凝聚民心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工具武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不仅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的新体例和新境界,开创了全民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斗志,坚定了全国人民赢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为中国人民艰苦卓越的八年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石。     

晚清军工战略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人文思潮

晚清军工战略所启动的不仅是近代中国的军事变革，也不单是经济、政治变革，更是一种文化、观念上的深层次演进。在军工战略的指导下，通过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促使近代中国人才的现代转型，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风气面貌，并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基础与智力支持。在晚清军工战略的推动下，各种资本主义现代思潮的兴起则更新了近代中国的人文知识结构，丰富了现代人文思想内涵，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意识的转型。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入滇进程

1949年7月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南京进行汇合、整编和集训学习。随后，西南服务团一万七千余人、陆续分批次随人民解放大军挺进西南边疆。在这个过程中，由总团部主任（总团长）宋任穷率领的云南支队的行军路程最为遥远、最为艰辛，先后途经江苏、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份，行程八千里，历时四个月，特别是从湘潭开始的三千余里的徒步行军，山高路险，跋山涉水，可谓风餐劳顿．历经沧桑，邓小平称之为“小长征“。     

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西南的战略决策

抗战时期地处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的中国兵工企业受到日军炮火的严重威胁。为保存实力，坚持持久抗战，国民政府被迫做出兵工企业内迁西南地区的战略举措。大量兵工企业陆续内迁西南地区，有效地保存了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为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伯力士医生在中国抗疫

正外籍医生罗伯特·伯力士1919年来到中国,1949年离开,在中国从事医学工作长达30年。尤其是在全民族抗战期间,他奔走于疫情地区第一线,为中国战时卫生防疫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伯力士在中国疫情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拓性成果,留下诸多著述,为后人洞悉那段历史打开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