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商平台用户画像行为立法之应有规制

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用户画像行为存在着信息收集范围过宽、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以及个人隐私保护不力等问题,导致消费者与电子商务经营者之间产生信任危机。由于“算法黑箱”与信息不对称并行存在,现有立法规范存在供给不足,“告知—同意”模式难以适应实践对信息的大量需求,政府监管效率尚未达到预期。因此,以“选择—退出”作为经营者个人信息采集方式,通过信用承诺、信用评价等信用工具规制用户画像的生成与应用过程,能够减少政府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有效消除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逻辑原点、基本原则与功能期待:完善监察监督机制的应然面向

监察监督作为反映监察委员会基本职能的内在要求,从规范的运行层面回应了集中统一反腐的政治逻辑。作为监督的实现方式之一,其广义监督的范畴涵盖了监察委员会业已整合的监督、调查与处置职能,性质上有别于党内执纪监督、人大权力监督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在监察委员会广义监督职能的实现过程中,应从监督权配置的政治逻辑原点出发,严格保障监察监督各项功能实现的特定方式;应遵从监督法定、正当与公开的基本原则,防止“以调查为中心”的办案模式僭越监察权应有之边界;应从政治、社会、法治与人文功能期待上畅通监察监督权利救济渠道,以确保处于法治化轨道中的监察监督机制之形成契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赋予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党委党内法规制定权的理论探讨

中央决定赋予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党委在基层党建、作风建设等领域的党内法规制定权,着眼于受赋权主体在党的建设工作中的特殊地位,有利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受赋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弥补党内规范性文件的不足,对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这一赋权也可能会造成立规主体下探导致立规质量下滑、制定程序不够严密、与上位党内法规相抵触、与法律衔接不畅等问题。因此要不断提升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质量、推动制定程序完善、增强与上位党内法规的协调性、促进与法律的衔接、健全党内法规备案审查机制和实施后评估制度,以趋利避害。     

网络诽谤案刑事“自诉”转“公诉”的正当性考察

在自诉犯罪中,网络诽镑行为可构成“告诉才处理”的“诽谤罪”或者“侮辱罪”。2020年8月,浙江省杭州市公民郎某、何某通过编造虚假网络信息,将谷某取快递的行为描绘成“出轨女”的形象并在网络平台上大肆传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同年12月14日,法院受理了谷某的自诉。     

刑事缺席审判视域下国家监察义务具体化研究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乃是监察机关开展跨境追逃追赃活动的重要程序保障。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的监察义务应当具体化。立足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原则,监察机关应依托“调查”职能辅助跨境刑事司法协作。从内涵的向度层面,监察义务应然涵盖了境外调查取证、追逃追赃和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缺席送达等方面。在尊重境外追逃追赃的执法主权时,监察机关应关注技术调查的取证方式以及配合协助关系。在处置和追回境外赃款赃物时,应以财产所在国扣押程序为基准注重跨境协作收益分享机制的实施效果。在跨境执行的文书送达过程中,应以国际条约协定送达、外交送达为基础,优化传票与起诉书副本的送达方式。     

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要素市场政府监管改革的路径探索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反映了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向要求。多元要素市场中要素的自由流通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活力。政府监管是优化市场主体法治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在整合多元要素资源市场的过程中，政府监管改革须首要明确要素流通与政府监管之间的权责关系。由此，政府监管改革的要点应围绕产品质量标准和市场监管规则，厘清要素市场政府监管改革的政策导向。借助大数据技术日益丰富的应用场景，政府在行业和地域分割市场中的数据动态监管过程中，应推动政务数据平台的优化升级，以“放管服”为指引科学调整税收政策减轻市场主体运营负担，以信用法治政府建设为导向同步实现政务诚信与社会诚信的双重价值。涉及要素市场政府监管的重大事项，还应贯彻重大事项党委请示报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