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废弃抑或存留：村民组长制的困境与前瞻

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在财政短缺的压力之下,部分乡村为减少村级支出,出台了撤销村民组长的制度安排。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力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管理难度加大和组内凝聚力下降等问题。当前中国的村治改革应该以“合村庄、裁村干、留组长”为总体方向,加强组长队伍建设、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力度。     

中农阶层兴起与农村党建社会基础的变化

建党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党建社会基础发生了多次变化。在改革开放前,农村党建工作主要倚重贫农阶层,其对党员的考核以政治标准为主。改革开放后,农村党建工作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农村经济精英,依靠"富农"群体,经济因素在党建工作中的角色与地位日益凸显。近十多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和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村社会出现了一个新兴的中农阶层,给基层党建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农村党建社会基础经历从贫农——富农——中农的变化,既应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使命相适应,同时也要和农村在我国现代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担当的功能关联起来。当前农村党建工作应该以社会标准为主,将中农群体更多地吸纳进入党内,以促进和维系农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总体性扶贫模式的优势、局限及其破解路径

总体性扶贫是扶贫主体从生产、生活、家庭和福利等方面为贫困农民提供全方位保障的一种扶贫模式。它改变了以往"输血"式扶贫导向,增强了为贫困户"造血"的功能,契合了贫困户家庭生产周期和家庭发展需求,既可维系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又可保持农村社区的活力,避免村庄的凋敝和空心化,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性扶贫也面临诸多瓶颈,可从强化扶贫企业社会责任、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加强扶贫企业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总体性扶贫模式。     

再造中间层: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从传统时期到税费改革之前,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采取依托士绅、宗族和乡村基层政权作为中间层的间接治理模式。税改后,以保障个体权利为核心、强化基层代理人监控为目的、将国家权力直接对接农户作为组织机制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这一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基层政权的角色与行为,削弱了基层政权治理能力,造成了中间层的缺失,给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由此,欲推动国家转型、建构现代国家,就不仅需要强化对基层代理人的监控,而且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增强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再造中间层。     

税改后农村治理危机酝酿新一轮政治合法性困境

"农村真危险"的时刻可能才刚刚开始,"底层的动荡"也许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唯有反思历史,直面现实,才得以从容应对之。     

村治改革:村民组长何去何从

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强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基层治理弱化、村庄本土资源遭受破坏等问题。在农村社会发生根本性变迁之前,“大组长,小村部”的乡村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农村发展。完善村组制度,健全村级组织,应该坚持村治改革与财力支持双管齐下、现代性与传统性互相交融、思想工作与激励机制相得益彰三大原则。     

废弃抑或存留:村民组长制的困境与前瞻

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在财政短缺的压力之下,部分乡村为减少村级支出,出台了撤销村民组长的制度安排。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力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管理难度加大和组内凝聚力下降等问题。当前中国的村治改革应该以“合村庄、裁村干、留组长”为总体方向,加强组长队伍建设、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力度。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其原因探析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既是我国环保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要全面解决环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我们必须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并为其参与活动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从而提高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力量,最终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弃婴与收养:计划生育与村落生育文化的冲撞与耦合——对1990年代赣南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运行逻辑的一项微观解读

20世纪末赣南农村涌现的弃婴潮和收养高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绩效。弃婴与收养的潮起潮落,不仅折射出村落生育文化的转变,更裹挟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转型意味。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生育政策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亦即国家权力该如何与数量众多且又高度分散的小农相对接的问题。由此,国家计划生育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政策制度的设计,而且要充分考量政策运行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