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语文精神与中国语文现代化

本文系统全面地回顾了本世纪初以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并从中国传统语文学对西方语言学的态度、汉字拼音化、汉语语法的改造及汉语言与西方语言的文化差异等方面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成败得失作了认真的总结,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作者还就中国语文的现代化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言的哲学洞察与哲学的语言视界

人类对语言问题与哲学问题的思考与探究几乎是同源的。语言与哲学的研究每每互以对方为背景或基础。号称20世纪语言学“革命”的生成语言学,其哲学背景就是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乔姆斯基的哲学立场是理性主义,同时他又对理性主义作了一定的修正。首先,知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一个物质实体对另一个物质实体的反映。但人脑在经验之前并不是“白板”一块,而是有其特定的结构的,这个特定结构规定了知识的可能范围。因而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不是认识客体把其属性直接摹写在人脑上的结果,而是认识主体(人脑)的自身样态同认识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识对象是什么样子不单纯取决于认识对象本身的属性,而且还取决于人脑的结构和属性。一个人在后天经验中将知道些什么和知道多少都要受人脑的固有结构的限定。人在接触后天经验之前,人脑就呈现为一种特定的状态,它是人脑固有的先验结构。这种初始态规定了人可能学会什么和如何学会。它在后天经验的作     

简论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对音乐教育的启示

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教育人类学,带来了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巨大改变。博尔诺夫作为教育人类学的杰出代表,在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下倡导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对于此前的连续性教育思想是一个重大的补充和修正。博尔诺夫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符合人类所需要的教育方式,极大地改善了学校音乐教育的教育状况。     

黑格尔音乐美学思想对音乐表演的启示

黑格尔美学思想对音乐表演能够带来如下启示:建立相应的音乐表演理念,即在相对限定或者规定的音乐表演空间内,应有一种灌注全副心神到作品中去,对作品进行自由的和使作品从无生气、缺生气变得充满生气的再创作的观念和境界。这样才能实现音乐二度创作的真正意义,实现音乐精神内容的外在完满显现。     

论汉字构义的辩证思维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特点与民族语文特点有密切的联系。汉民族的辩证思维特征最直观地体现在汉字的二合建构上。这主要指构形思维。然而汉字的构义思维同样充盈着辩证的意识。这主要体现在汉字初文构义的辩证性,汉字意义引申的辩证性和汉字使用中因环境影响发生意义转化的辩证性。汉字初文构义的辩证性与初文的原始状态有关。原始文化符号的意义较为混沌,一种事象的意义很容易向其反面转化。例如: 吉凶转化:甲骨文的“吉”字象安置兵器之形。兵器是凶器,因而“吉”有凶义;兵     

论中国古代修辞学之伦理规范

中华民族是一个伦理道德意识浓重的民族,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也浸润着浓重的伦理观念。当西方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为商业贸易、物质利益而展开冒险、竞争的时候,中国古代社会却在以合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中发展着一种“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作为合作劳动基本单位的血缘家族内部的和睦与和谐。这样一种人际关系,以自身修养和克制为起点,求得家族的和谐;又以自身、自家为轴心,推己及人,仁爱仁义,求得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宁,以巩固农业经济基础。而语言,作为人与人、人与世界相联系的根本纽带,它的修饰与运用,自然渗透着这种“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的人际系原则。     

文化的语言限度——美洲语言人文主义评要

在人类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中，美洲语言人文主义以其人类学的实践和语言相关性的思辩，给20世纪的文化研究以深刻的启迪。沃尔夫以美洲印地安霍皮民族语言的“事件中心”认知图式和“非虚拟空间性”为镜子，照出了各民族，尤其是欧洲民族的经验和认知的语言限度。沃尔夫的研究启示我们，语言体系和一种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思想体系之间存在同构关系。唯有将文化和语言整体对待，长期地、历史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同构关系才有可能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