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伦理学诞生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机缘

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法学与伦理学的嫁接将产生一门新的法学一法伦理学,我们说建立我国的法伦理学,并不是特意去标新立异,确实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时代所迫切需要。时代的发展使得法律成为法律,而不是道德与政治的附庸,这是法伦理学诞生的前提条件;现代法制的发展使得法律与道德相脱节并且产生“道德滑坡”,这是法伦理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发展,“德治”与“法治”的同时并举,是法伦理学产生的理论基础与时代机缘;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相交,产生了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地带”并形成了“共振效应”,从此,法伦理学最终诞生。     

民主党派应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民主样板”

在我国的民主政治中,民主党派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作为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应在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中＂有所为＂。当前,民主党派自身的理论建设仍有许多不足。事实上,民主党派理论越丰富,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就越完善。在民主监督中,民主党派应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做出自己特殊的贡献。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制度建设中民主党派也要有所作为。     

论“公民”作为基本称谓的必要性

同志、小姐、师傅、阿姨以及群众、老百姓等都是我们日常与人见面打招呼时的基本用语，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些词汇的涵义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志、小姐的含义出现了质的“变异”，已经不再适宜作为招呼语。师傅、阿姨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生词义上的“量变”，同样亟需更新。群众、老百姓是传统等级制度的反映，与现代社会的平等精神相去甚远。为此，主张用“公民”一词统一替代同志、小姐、师傅、阿姨、群众、老百姓等基本称谓。     

“后立法时代”与精细化法治

2010年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如期形成。这一成就无疑是里程碑式的,它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功。然而,形成不代表完成,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没有最终完成。     

“靠山”倒了

说起局长的随和，体会最深的恐怕就数刚来的打字员小李。有一次他收拾局长的办公室时，不慎将局长桌上的保温杯打碎了，局长不但没批评他，还开玩笑说：“岁岁（碎碎）平安。”     

60年来我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法治实践与经验启示

60年来，“台湾问题”是伴随着我国宪法成长的重大内容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1978年宪法都体现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1982年宪法体现了“和平统一”的方针。为解决“台湾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反分裂国家法》，将长期以来的大陆对台政策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系统化、制度化，成为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台湾问题”的法律实践在我国形成了宝贵的理论和经验。如我国解决“台湾问题”历史阶段的划分．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思路的变迁以及在具体手段上，从单一的方法转变为具有丰富性。长效性的综合举措。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理论构建——以“五大区分”推进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现

依法执政的提出使得"执政"作为一个全新概念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此相应,与执政相关的同类概念还有执政权、执政党、执政者。那么,领导与执政、领导党与执政党、领导权与执政权、执政党与执政者以及党内、党外不同领域的区分等。这五对概念是研究依法执政的关键性概念,也是促进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性因素。领导与执政属于两种行为的区分,领导党与执政党属于两种身份的区分,领导权与执政权表现为两种权力的区分,执政者与执政党表现为两种角色的区分,党内与党外表现为两个活动领域的区分。当然,这一区分也是在相互有机统一基础之上的区分,其相互之间存在着既区分又融合的关系。     

法治建设中要警惕浮夸

近来人们常常把"虚假膨胀"的经济现象称为泡沫经济.在法制建设领域,我们不能说已形成了"泡沫法制",但法制建设的真正成就与价值远远小于它实际的状况,不求实效,追求表面文章的"法制泡沫"还是存在的.用一句老话来说,那就是"浮夸",值得警惕.     

新形势下经济合同效力的认定

对经济合同法律效力的认定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如何认定各类新出现的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有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因此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建立一套解决认定经济合同法律效力的规则,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这些规则也是我国法律的重要补充。     

论我国基本权利限制制度的发展——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19条之比较

学界一般认为权利并不绝对,权利的行使往往存在具体的限制。现代法治对权利限制的要求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须有个合理的度,即对权利的限制必须合法、合理。本文以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51条的比较分析为视角,就基本权利限制问题展开论述。与我国《宪法》第51条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相比,德国《基本法》第19条的内容更加详尽、全面,值得借鉴。我国《宪法》第51条在立法上存在观念、方法等方面的误区,为此,需要加强基本权利合理限制理论的建构,以丰富、发展《宪法》第51条,完善我国关于权利限制制度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