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心学主体性与江南地区的社会氛围

人的主体性,是明代心学的最高范畴。明代江南地区特殊的社会氛围,是这一主体性的历史基础。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人亡政息的一面镜子--秦、西汉的史事与人物札记

秦朝统一中国,在公元前221年。这是一个非常短命的王朝,公元前207年,它就“二世而亡”了。秦朝是被人民起义推翻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带头起来造反的,是陈胜和吴广。陈胜和吴广都是贫苦农民。陈胜曾经为人“佣耕”,想来他家里不是地很少,就是根本没有地。但陈胜却对跟他一起造反的人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看来,他人虽穷,却很有点气魄。 像陈胜这样有气魄的人,当时是很多的。后来做了皇帝的刘邦,他在咸阳服役,碰巧看到始皇帝出巡的壮观景象,遂忍不住赞叹道:“大丈夫当如是也!”曾经做过西     

集权、制衡与监督——以汉代为中心

汉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演变以及监督权的实施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集权、制衡与监督之间关系的基本特点.就总体而言,西汉在武帝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有制衡的;而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也是有制衡的;西汉的中央集权,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权力制衡的基础之上的.武帝削弱相权,首先是使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制衡被消解了,遂使郡一级权力成为皇权的直接延伸.集权过度,导致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失效,由此造成了中央对地方的失控,最终是国家对整个社会的失控.两汉以后的官制甚重制衡.首先是中央对地方的制衡,其特点是将地方的事权,不断收归中央.而制衡的另一方面,一是将相权不断分解,二是将中央各主管部门的事权不断分解.由分权制衡造成的制度上的形格势禁,的确达到了权力制衡的效果;而严密的监察制度,始能于有效的制衡中发挥作用.     

“人文精神”与文化情结

“人文精神”与文化情结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程念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已不断见诸各种报刊。对“人文精神”这样的大问题，各人有不同的见解，是不足为怪的；各抒己见，这也是为学之道。问题一时难以廓清，尽可以慢慢来；话有时讲得刻薄一些，只要还是在讨论问题，未必...     

保护古镇的"异样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狂飚突进的态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这一过程的城市化浪潮中,全国许多古老的集镇被破坏,它们或消失、或毁坏、或变成假古董。我们对于这种破坏传统文化、割裂历史文脉的现象应该进行反思,并坚决遏制其蔓延之势。有鉴于此,在枫红谷黄的金秋时节,我刊与上海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联合在江南名镇七宝,举办"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文脉和集镇保护问题"学术研讨会。我们特选几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予以发表,以期引起更多的共鸣。     

煮茶品茗话吏治——中国古代廉贪答问

本刊特约记者程念祺,就中国古代肃贪问题,专访华东师大教授王家范先生。斗室之中,环壁皆书。墙上挂着“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字幅,录自许多人熟悉的无门关禅诗。师生相与,品茗新茶,清香四溢。先生谈兴渐浓,有问必答。兹录于下,以飨读者。记得先生当年讲授中国古代史,说到明太祖朱元璋惩贪,不惜剥人皮示警,至今印象深刻。不知先生是否认为肃贪只有采用如此残酷的办法才能奏效? 好像我在课堂上还介绍了剥皮的技术细节(记者:血淋淋的!)。这还是鲁迅先生从稀见的古籍中发掘出来的,写在他的一篇杂文里。别小看罗,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非     

中国古代缺乏以社会自治为前提的县域治理

中国古代,在国家实行官僚化统治之前,统治者各有其民.其时,人民是"自治"的;而"自治"的基本单位,是村社共同体.然而,履亩而税实行之后,村社共同体组织生产和分配土地的职能丧失,"自治"的能力随之削弱,并逐渐消亡.     

西汉官场上的虚伪面目

西汉大臣汲黯曾经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武帝的品格,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官场品格。盖国家的政策与所尊崇的理论发生矛盾,说一套做一套成为官场风气在所难免。西汉政权之所以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则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要坚持"走出农村"

当下,党和政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系到改革成败、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基本国策。然而,我们到底是否明确新农村建设应当追求怎样的发展目标?我们正在践行怎样的发展模式?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并能避免其中的发展隐患?我们又需要怎样的发展理念?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日前,我刊特邀部分专家学者赴仍然保留着浓郁“原生态”自然环境的江西婺源,就新农村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历史文脉保护、文化建设、组织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关系等展开讨论,以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学理的支持。我们将分两期刊登专家学者的建言,以飨读者。——主持人:李梅     

封建大一统与国家财政的“大国效益”

秦统一中国之后,国家职能愈趋复杂,财政压力日渐紧迫,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如何发挥“大国效益”。在这一过程中,财政上的“量入为出”原则,逐渐为“量出制入”所取代。以此为逻辑起点,税制的变化,都是以如何发挥“大国效益”为最终目的的。其结果,一方面,损害了小农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租佃经济(地主经济)的畸形发展——违法和特权成为推动地主经济发展的两根非经济杠杆。中国社会的转型,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