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参与WTO诉讼:现状与公平性问题解析

WTO争端解决机制虽然被普遍认为有效和高效,但对发展中成员参与该机制的认识却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该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有的研究则相反.本文从发展中国家的界定、发展中国家参与情况定量统计、对定量统计的不同角度分析和结论差异进行了探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参与是较积极的,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相当作用,与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也相适应,但就发展中国家数量来说,参与广泛性还有待提高,这有助于更全面和客观审视发展中国家参与WTO争端解决问题.     

从案例看WTO如何处理RTA争端管辖权问题

近年来兴起的区域贸易安排,虽然对国际贸易不无贡献,但是对世贸组织(WTO)所构建的多边贸易体制亦产生了诸多冲击,争端管辖冲突问题就是其中一例.首先介绍WTO与RTA管辖冲突以及协调原则,此后基于墨西哥饮料案这一涉及管辖冲突的WTO法律实践进行了法律分析,最后就当前在RTA谈判实践中应当如何处理争端管辖冲突问题提出建议.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组程序研究(下)

本文不仅对专家组的设立、专家组的组成、专家组审理案件的职权范围、专家组的职能、专家组审理案件的程序、专家组程序与上诉机构程序的联系和区别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 ,还结合我国参与WTO争端解决及DSU规则谈判的经验 ,对我国参与“美国 2 0 1钢铁保障措施案”专家组程序的情况和我国在多哈新议程谈判中在专家组程序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介绍和论证。     

中国对和平争端解决的充分参与--WTO争端解决中的第三方与中国的参与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WTO这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争端解决程序和规则的谅解>(DSU)架构了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诉讼程序.自1995年开始运作以来,WTO争端解决机制对解决贸易纠纷、促进和发展WTO规则、维护全球贸易秩序稳定和WTO规则的严肃性、推动全球贸易进一步自由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律师参与WTO争端解决进程问题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GATT (关贸总协定 )和WTO体制下律师参与争端解决的产生和发展 ,认为允许律师参加争端解决全过程已得到普遍认可 ;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了一些现实存在但尚未解决的问题 ,包括保密性、多方代理、冲突解释、财政负担和道德行为的规范制订等 ;第三部分认为中国律师应当并且能够承担起这个重任。     

WTO框架下的TPRM与中国政务透明度

2006年4月19日和21日,WTO进行了本年度最重要的一场审议———中国首次贸易政策审议。基于这次贸易政策审议,本文针对中国首次贸易政策审议进程进行评述,从政务公开机制、政府部门政务透明意识、政务信息公众获取方式等角度,分析TPRM对中国政务透明度的外部驱动作用。     

欧盟竞争法对中国竞争立法的启示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以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已逐渐放松，国家计划的实现已不再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然而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并未形成，广泛存在的垄断行为已严重地扭曲了市场，为此，必须制订一部有力的竞争法以限制这种情况的继续存在甚至不断恶化。作者认为欧盟竞争法在这一方面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另外，本文还提及了促使市场更富竞争力的外部压力以及竞争法的全球化趋势问题。     

未雨绸缪:对美国反倾销的防范

随着关税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减少 ,国际贸易自由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作为自由贸易前提的公平贸易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反倾销和反补贴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法律手段越来越得到广泛应用。就美国来看 ,反倾销和反补贴现在逐渐演化为美国国内生产商最常用的寻求救济手段 ,仅近二十年来美国国内生产商就已经提起上千件的此类调查要求 ,而美国国会也不断修订法律以便使美国请求者更容易得到救济。一旦被施加了反倾销或反补贴税 ,那么生产商与美国进口商继续交易的能力就会受到极大影响 ,而要使得一项反倾销或者反补贴决定在时间限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组程序研究(上)

本文不仅对专家组的设立、专家组的组成、专家组审理案件的职权范围、专家组的职能、专家组审理案件的程序、专家组程序与上诉机构程序的联系和区别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 ,还结合我国参与WTO争端解决及DSU规则谈判的经验 ,对我国参与“美国 2 0 1钢铁保障措施案”专家组程序的情况和我国在多哈新议程谈判中在专家组程序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介绍和论证。     

WTO与FTA争端解决管辖权的竞合与协调

对于WTO与FTA管辖权竞合问题,WTO没有规定,而FTA对此则采取了协调办法,即规定了“管辖权排除条款”。通过对WTO实践“墨西哥饮料案”和DSU现行规则有关WTO管辖权问题的梳理,从三个方面分析了FTA为处理管辖权竞合所采取的“管辖排除条款”有效性的若干问题,并建议我国在FTA谈判中处理管辖排除问题应“采取灵活和务实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