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轨迹与改革路径——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

改革开放前29年的意识形态工作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守,也造成了严重的泛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工作由斗争型转向建设型模式,此时既强烈体现出开放的特点,但也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淡化现象.历史启示我们: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意识形态工作既不能泛化,也不能淡化,而应该在改革创新中强化其地位与作用,优化其内容与形式,促使其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下实现科学发展.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和启示串 以建国后十七年为中心的考察

建国后十七年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是从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的宣传普及三个方面进行的，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实践，可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宝贵的启示。     

毛泽东与一九五八年民歌运动关系考论

毛泽东发动1958年民歌运动的初衷是搜集旧民歌,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诗歌发展道路,而非一开始就旨在发动一个全民写诗运动。周扬的汇报是毛泽东改变对民歌运动的看法并提出大规模地搜集新旧民歌的重要原因;地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民歌运动的理解和实践出现了较大差异,毛泽东并未忽视后者在民歌运动中的独特作用;他后来对农民写诗和"新民歌"批评较多,但仍然关注新诗改革,并始终认为搜集原汁原味的民歌具有重要价值。     

人民政协制度的文化根基研究

人民政协制度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淬炼于革命文化，浸润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人民政协制度的民族文化根基，革命文化是铸就人民政协制度的精神文化根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支撑人民政协制度的制度文化根基。在新时代，深入理解人民政协制度的文化根基，认清人民政协制度基于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鲜明特色，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对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党的形象建设的思考和探索

习近平对党的形象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党的形象关系到党的命运。党的良好形象有助于扩大党的影响力,有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有助于增强党的威信,提高党的战斗力。塑造党的良好形象,从现实层面讲,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树立党为民、务实、清廉的形象;从历史角度看,需要坚决维护党的光辉历史形象,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从国际视野看,要注重展示党自信、开放和担当的国际形象。在党的形象建设的路径方面,要注重创造人民满意的执政实绩;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上率下;要"照镜子,正衣冠","慎独慎微",促进党员干部形象塑造常态化;注重创新党的形象载体。习近平关于党的形象建设的论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又结合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加以创新,具有鲜明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为新时代党的形象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     

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审美维度与和谐社会的审美化构建

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审美维度包含两个路径:一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审美贫困,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谐美的缺失。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异化劳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以上状况。马克思的审美批判启示我们:和谐社会的审美化构建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应培育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应注重城乡、地区发展的统筹和协调。     

“双百”方针: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成果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尽管有着现实政治的考虑,但不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同时也是毛泽东探索新中国文化建设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双百”方针既是毛泽东“以苏为鉴”,对新中国文化实践总结和反思的制度成果,也是毛泽东对文化问题在理论认识上的深化.它在理论探索上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一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文化问题上的系统运用.     

公民道德视阈下的节俭论析

作为一种公民道德,节俭体现为节俭持家的家庭美德、节俭办一切事情的职业道德和尊重劳动、节约资源的社会公德.与作为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的节俭相比,作为公民道德的节俭在道德权利、道德义务和伦理观性质上都具有其内在的特质.     

公民道德视阈下的节俭论析

在中国当下强调节俭,毫无疑问应充分吸收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中关于节俭的重要思想,但更应强调节俭是一种公民道德。作为一种公民道德,节俭体现为节俭持家的家庭美德、节俭办一切事情的职业道德和尊重劳动、节约资源的社会公德。与作为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的节俭相比,作为公民道德的节俭在道德权利、道德义务和伦理观性质上都具有其内在的特质。     

当代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与升级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继续凝聚改革共识,但从改革初期共识到当下改革共识的发展并非破裂后的重新凝聚,亦非原来改革共识流失后的进一步聚合,更不是以一种全新的共识取代旧的共识,更为恰当的解释应是改革共识的升级,即从初始形态改革共识升级为当代形态改革共识。改革初期的高度共识为经济改革启动提供了有利思想氛围与重要精神支撑,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逐渐面临危机与困境,难以支撑当下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化和全方位改革的推进。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凝聚当代形态改革共识,应从内容布局、体制完善和路径方法等方面对初始形态改革共识加以升级。实现这种升级,需要从增强改革前瞻性和普惠性、理性认知中国国情和构建思想整合机制等方面进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