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在天津救济院现代转型中的作用

在天津救济院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包括确立积极救济的主旨,把救济资金固定化,并积极把中央政令与地方实际相调适,确立民间力量为核心的董事会,负责全院监督、决策、审查、筹款等事务,从而完成由纯官办向民办公助的转型,体现了社会事业社会办的现代理念。     

保定商会在新民会裹挟下的活动

作为具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保定商会被新民会所裹挟利用。协力强化治安,服务于大东亚战争,参与各种纪念庆典,以此种方式制造民意,是新民会裹挟保定商会、进行思想战的主要目的。而保定商会与新民会合作,＂生存＂原则是最主要的考量。     

由官办到官民合作——天津救济院改制问题初探

社会救济这一公共领域需要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相互制衡。天津救济院成立之初,为完全官办救济机关,在社会救济中力不从心。后引入民间力量设立董事会,负责监督、决策、审查、筹款等事务,确立了现代特征的官民合作机制。天津救济院由完全官办向官民合作机制转变,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这一微观变迁表明在社会救济这一公共领域需要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相互制衡。     

天津救济院彻救制度改进述评（1929—1937）

彻底救济是天津救济院设立的宗旨。为达到这一目的，天津救济院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引人民间力量设立董事会，负责全院监督、决策、审查、筹款等事务，由完全官办转变为民办公助；同时，天津救济院以工读教育、因材施教为核心，以为院民谋出路为出发点，进行了多方位制度改进。这一过程所体现出来的“救济者”与“被救济者”人格平等的人文思想，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中国商会史研究新进展述评

随着有关中国商会史料和研究视角、方法的不断挖掘更新,中国商会史研究在平稳状态中继续深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商会史研究包括对其进行的学术综述主要限于苏州、上海、天津等南方、沿海的大都市商会,从时间上看主要限于清末民初,国民政府时期、沦陷时期、战后和内地商会的研究成果极为薄弱。近年来,随着国民政府时期和内地商会史料不断发掘,人们对中国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活动状态更加了解,在研究视角、方法上,尽力构筑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本土化研究路径,从而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模式。本文对上述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进行综述,并对整个中国商会史研究路径进行了检视。     

规范公权力的法律体系建设

公权力的滥用和私人化等现象在当今社会频繁发生,其运行已经和自身的公共性特点逐渐偏离,因此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有效地规范公权力的法律体系建设,做到公权力的制度化。若使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能够保持和谐,就要建立公权力使用的相关制度,做到公权力的本位回归,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道德素质建设,采取公权力的阳光运行等方式,科学合理地防止和控制公权力的异化,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