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决策层——兼论任弼时的政策思想

在解放战争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分担着由战事胜利推进而产生的亟待解决的种种政策问题。军队向前进,政策的中心是团结90%,分化其余的10%。这是任弼时在这一时期政策思想的主导。他完善、细化土改政策,纠正"左"倾错误,尖锐地指出土改中"左"的偏向的具体表现,鲜明地提出若干政策界限,比较系统地提出相关解决办法。当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时,他强调要发展生产,保护和扶助解放区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支持长期战争。他对出征部队后勤保障工作提出总原则,并规定政策细节。关于城市解放以后的矿产和房地产问题,他明确提出应视这些企业原属何人所有而定。为避免因原反动组织人员登记问题引起混乱而脱离群众,他向中央建议,普通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不必规定每人都必须登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正是以这样敏锐的洞察力、坚定的原则精神、细致周密的观察和思考,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坚持党的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学习"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这个宗旨,在党的七大上得以最终确立.党执政以后,坚持党的宗旨成为三代领导核心倾力解决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六大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宗旨的内在联系,使其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根本要求.     

论任弼时在五卅运动前后关于青年运动的战略策略思想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对中国的青年运动肩负着政治领导责任。在五卅运动前后，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带领团中央贯彻党的战略和策略，紧密配合党的工作，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壮大，从单纯的小资产阶级青年运动，转到无产阶级运动方面来。本文就其间任弼时的战略策...     

任弼时与三军大会师

1936年的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的西北大会师,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对新中国的建立都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会师来之不易,其间凝聚着红二方面军主要创建者之一任弼时的独特贡献与作用。他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任弼时四赴莫斯科

任弼时30年革命生涯中,曾四度旅居莫斯科,与莫斯科结下不解之缘。     

患难与共 比翼双飞——任弼时陈琮英夫妇的爱情之旅

1994年12月下旬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身在北京的一位中年女性收到了寄自遥远的莫斯科的一封家书。家书开头称：“亲爱的英和远志并摘告远征及远远。”     

患难与共 比翼齐飞——任弼时陈琮英夫妇的爱情之旅

任弼时的革命精神被党和人民誉为骆驼精神。今年4月是任弼时诞生一百周年,本刊精心策划组织了4篇稿子,让我们撩开历史的面纱,走近任弼时,了解任弼时。任弼时与陈琮英的爱情之旅用《患难与共 比翼双飞》来形容,真是再确切不过了。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渗透了长辈的情感因素。任弼时与陈琮英之间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故事,但纵观他们相处的日子,我们不难体味出陈琮英相依相随的执着和任弼时的义务感与责任心。     

建国以来任弼时研究综述

对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的科学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弼时逝世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志于任弼时研究的人们默默于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报刊发表的回忆文章、研究文章共有200多篇,出版的研究专著、论文集、回忆录等20余本。对任弼时的研究从无到有,奠定了深入研究的基础。     

抗战时期中共最高决策层中的任弼时

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1938年3月初,他赴莫斯科代表中共向共产国际作报告,使共产国际明确肯定毛泽东及中共抗战路线,而共产国际的支持成为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重要保证。1940年3月,他回国后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全面主持中央机构的调整、改革,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六届七中全会期间,他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精心筹备七大,为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付出了巨大努力。任弼时因此赢得了全党和毛泽东的信任,这一时期也成为他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最辉煌的时期。     

任弼时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任弼时是我党在区域执政时期接触经济建设工作较早的老一辈革命家。1940年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除了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等党务活动上,还同时肩负着代表中央指导陕甘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