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重庆市武隆区文复乡为例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部分,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加剧了农村空心化、老龄化、边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1]。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2]实践中,农村基层党组织不仅是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而且是乡村振兴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实施者。在中央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揭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所蕴含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厘清乡村振兴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结合近年来重庆市武隆区文复乡的实践经验,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逻辑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恩施：民族文化的厚土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东连荆楚，南接潇湘，西临渝黔，北靠神农架，面积2．4万平方公里，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等28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54％，是湖北省少数民族居住最集中的地区。是共和国最年轻的自治州。同时，也是一方民族文化的厚土：优秀民歌《龙船调》唱响世界，“摆手舞”豪迈粗犷，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精美绝伦，土家吊脚楼堪称中国南方干拦式建筑经典，“恩施女儿会”被誉为“东方情人节”……     

当代回忆录潮的兴起及其叙事范式研究

回忆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回忆录潮。从“虚构即美”到“真实即美”的转向,是回忆录潮产生的审美因素;政治性的社会运动,使回忆录成为了人们讨论公民身份本质的场所,此为其政治因素;而当代的资本化运作与商业化,推动了“回忆录工业”的繁荣,此乃其经济因素。在这三重因素的驱动下,回忆录发生了从名人叙事到无名叙事、从进步叙事到悲剧叙事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了回忆录的当代嬗变：在叙述主题上,文本从宏观的“政治—历史”层面脱离出来,更关注“升斗小民”的生存体验,苦难叙事成为回忆录潮中的叙事主流。在叙述体式上,大胆地开拓了回忆录的表达方式与创作媒介,产生了图像回忆录、实验性回忆录、动物回忆录等新型形式,形成了多媒介化、多主题化的特点,从而使回忆录演进为一个枝繁叶茂的文体谱系大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