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

我对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关注开始于我对农村问题的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沉重的问题是农村问题,而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如果仅仅停留在农村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已经步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规模的城市化道路,大量农村问题已经表现为城市边沿问题。几年来,从关注村民自治和农村土地问题开始,很自然我也就开始了对农民来到城市的生活状况的关注,包括他们的希望,也     

肖志军事件呼唤道德重建

2007年11月21日,进城打工的肖志军带着怀孕的囊子李丽云到北京朝阳区一家医院“治感冒”,医生认为必须立即做剖腹产手术。因肖志军一再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李丽云三小时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后。有人指责肖志军愚昧偏执。也有人谴责医院方面见死不救。那么,究竟谁应该对这场悲剧负责？这场悲剧的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社会现实？青年学者许志永博士的观点。也许有助于人们从另类角度反思这场悲剧的实质,并从中获得深刻的警示。     

宪政视野中的信访治理

2003年,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中国迎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之后的第二次信访高潮,[2]与信访洪流同时出现的,是聚集在北京的信访群体的组织化和更为激烈的抗争,自焚、冲击政府机关以及集体游行使得上访群体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2004年8月,中央以及各地陆续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3]。联席会议制度运行半年以来,解决了相当一部分过去积累的问题,但从某些地区的调查来看,上访量并没有明显下降,联席会议制度也不能遏制新的上访出现。[4]一些专家学者针对信访问题提出了各种建议,[5]一些地方政府做了制度创新的探索,[6]中央政府也做过很多制度性改革,[7]但所有这些改革思路几乎都集中在如何对付已经出现的信访问题上,即问题集中在“这么多人上访该怎么办”。本文在分析已有制度探索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试图把问题集中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上访”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上,提出的解决思路重点不在于如何处理已经出现的大量上访,而在于如何从根源上减少上访,即在宪政视野中看待上访现象,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冬天里的自我救赎

这个冬天,我们不仅拥有温暖的房屋和粮食蔬菜,我们还拥有这美好的奉献的机会,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一个让自己在节日的气氛里安心的机会。     

告别20世纪的悲伤

铭记苦难,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走向光明;为了爱,爱我们的国家,爱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人。     

农村金融渴了,谁来慰解

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第247号令发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宣布“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如今五年过去了,民间金融是否都已经取缔了呢?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农村的现实。 严重贫血的农村金融市场     

“跳楼”成了农民工最后的杀手锏?——从农民工讨薪难看中国式维权

侵权就得维权,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对百姓权益的基本保障。但中国的问题似乎没这么简单。中国的百姓一提到维权,要么虚汗淋漓,眼光游离;要么拍案而起,愤慨难当;要么噤若寒蝉,浑身发抖。有些地方很少有人会动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媒体报道的侵权单位趾高气扬与百姓忍声吞气案例已屡见不鲜。百姓采取沉默的方式来消极对待自己被侵权的现象,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高维权成本让百姓望而却步。高昂的成本使百姓维权成为花费高、风险大而又往往赔本"的买卖",给那些侵权单位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使其免于被追究、查处。维权成本太高已成为中国式特色。高维权成本往往使民众"赢了官司输了钱",这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隐患,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批评和指责。现在到了我们反思的关键时刻了。     

我们应该如何捍卫英雄——关于董存瑞名誉权案的思考

近期，一场有关英雄人物董存珊的名誉权诉讼案。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与这场官司的是是非非相比，更具意义的是如何解读这一案倒所蕴含的深意。曾就“孙志刚事件”上书的三博士之一、青年学者许志永从宪政．法律、言论自由等层面所作的思考，就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解视角。     

人大:宪法铺下政治文明路

完善人大选举制度可能是现实世界中社会变革成本较低的民主政治建设选择。     

2003,我感动

2003年12月11日,在去昌平的路上,我知道了人大选举初步结果,无边的感动湿润了我的眼睛。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可是,当如此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到来的时候,我宁愿沉浸在这种幸福之中。2003年,我幸运地融入了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3月,我曾长久徘徊在北京收容遣送站的高墙之外,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关押民工与狗的地方。院子的前半截关押那些从远方来到这个城市寻找梦想却备受歧视和侮辱的人们,后半截关押流浪狗,保安告诉我,狗很少,但关人的地方经常是满的。高墙内外分割的是城市与乡村这历史的伤痛,而那些悲伤与愤怒像病毒一样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