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合宪性”的意义

民主与人权作为宪政的核心主题,深刻凝聚着人类自身的尊严,它们不但是合宪审查的原动力并作为制度构造的主线,更是其制度运作的价值目标。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中国的建构

刑事缺席审判的方式,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和价值基础,应当合理权衡公正与效率的价值需求,充分考虑缺席审判的程序正当性。在我们的刑事诉讼中,如果能够合理设计缺席审判制度并有效规范它的运作,将会解决当前刑事诉讼中存在的某些相关问题。在我国确立缺席审判制度,必须明确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在合理控制缺席审判的发生条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制度设置的合理性,使缺席审判的运作合乎程序正当性的要求。     

刑事起诉书记载制度评析

伴随刑事诉讼构造不断走向合理,控诉制的发展催发了起诉书功能的完备,起诉书被要求确切提示审判对象,以适应法院审判和被告人防御的需要.起诉书欲有效实现承载审判对象的功能,有赖于对控诉罪行的合理记载,英美法的"诉因记载"和大陆法的"公诉事实记载"是现行控诉制下两种典型的记载方法.中国现行起诉书记载制度则可称为"案件事实记载",实践中呈现一些弊端.完善的思路是,确立围绕特定犯罪构成要件叙述控诉罪行的记载方法,配套以有效排除法官预断的移送方式,坚持诉状主义,构筑合理提示审判对象的起诉书制度.     

论审判对象的历史变迁

在诉讼模式演变的背后，审判对象的重心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由“犯罪嫌疑人”到“犯罪行为”的转变，审判对象的性质呈现出在“犯罪嫌疑”与“控诉主张”间的位移。审判对象历史变迁过程给予我们这样的重要启示：审判对象与其所附着的诉讼结构发生着一种内在联系，它只有在趋于理性的诉讼构造之中才能获得合理的规定并有效发挥功能。     

在历史、模式与理念之间——通过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的合宪性控制

伴随司法之社会控制功能的增长以及合宪性控制机制的深度发展,在很多国家,“最高法院违宪审查”作为一术语在法律制度的概念范畴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宪法法院违宪审查”也作为一项专门宪政制度在诸多国家得到了良好践行。本文以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为主线,从历史、制度与理念层面比较探讨这一问题,并分析我国的违宪审查问题,以求为建构我国合宪性控制机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思维空间。     

困境与进路：中国语境下的律师会见制度

律师会见制度是一项关键的刑事辩护制度。但由于权利受损与程序缺失,律师会见遭遇制度性及操作性困境,因而必须寻求制度完善之进路。观念更新、立法完善和制度改进将为我国刑事辩护走出律师会见的困惑提供理念指导、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     

问题与范式：最高法院制度化研究

在法治国家,最高法院作为政治组织的角色和意义已逐渐彰显,制度化成为最高法院发展的一个现实课题,这应当为最高法院理论研究所关注。本文将政治制度化的理念与理论引入最高法院的研究之中,通过对一系列制度化衡量标准的具体识别,试图建构最高法院研究的制度化范式。通过对印度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比较考察,认为制度化是最高法院发展的一个方向,最高法院的制度化进程又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具体特征。为此,本文提供了最高法院制度化研究范式的一个运用范例,并进一步思考了最高法院研究与制度化范式问题及其对中国最高法院制度化发展与改革带来的启示。     

程序差别与审判对象

近现代相对合理的三角结构刑事诉讼,基于审判对象的存在和发生作用,得以将控、辩、审的诉讼活动组织起来,实践一种控制权力、保障权利的原理,演绎一幅紧紧围绕审判对象的控辩对抗与法官判定的诉讼图景。具体地说,审判对象的运行蕴含"没有起诉,就没有审判对象"、"审判对象与起诉范围保持同一性"、"辩护范围与审判对象具有同一性"这样的基本原理。当然,基于程序功能与审级差别所带来的程序原理的差异,审判对象在初审、上诉审与再审诸程序中的运行,既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又呈现了各自的特征。     

论被告人的处遇

刑事审判的运行蕴含着一个"悖论",在强调不应将被告人当作审判对象的同时又不得不针对被告人进行评价,被告人徘徊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尴尬境地。刑事审判这个场域中交融着实体和程序两种因素,显示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发生着一种微妙的相互控制,并彰显了刑事程序的内在魅力。刑事司法运作的逻辑是"审判"先于"犯罪"先于"刑罚"而发生,要实现由"被告人"到"犯罪者"或者"无辜者"的角色定位,这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在这个空间里面,程序是第一性的,实体是第二性的。因而,永远不要把被告人当作审判对象,实质是一种程序理想,更是应有的理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