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中介下乡镇机构生存与改革成本

在货币中介下,乡镇机构面对的是分散的个体农户,有限农业剩余无法支撑其人员和开支的膨胀。其权力运作过分强调由“土”变“规范”,也使得它成为农民的“奢侈品”。改革的基本原则应是分步“瘦身”,卡住“进口”,主要依靠自然周期,辅以分流等手段保证“出口”顺畅。     

再论作为方法的华南——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交叉视野

麻国庆先生认为,在社会文化与族群关系上,华南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若对其进行拓展,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引入人类学,结合"中心与周边"关系分析,华南研究还具有另一层方法论意义.在此交叉视野下,因为华南具有"中心与周边"共存且共生的特点,一些学术问题域将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超出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增量及民族志“做”法———以《双面人》为例

摘要：方法论上,民族志的难题之一,是自我无法从本体上变成他者,但若他者缺席,则会陷入自我唯主观论。它需尊重自我与他者差异,但不限于写差异,否则就只是猎奇。自我与他者皆不可缺,但若无互动,他者就是与自我无关的任意抽象,针对互动的自我反思更无从谈起。因此,不是他者、也非自我,唯因互动而情境性生发的、超出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增量,才使得“做”民族志成为可能。     

从伦理本位迈向核心家庭本位——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与"伦理本位"的乡村社会相比,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伦常"道德不再是它的基础,但其新基础也非宗族、地缘组织、基层市场结构,抑或"个人",而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本位已成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社会人类学视角下的乡村法律实践者——以楚镇司法所为例

法律实践所针对的"人"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在乡村社会中,法律实践者(机构与成员)不得不在非均衡的资源中,在国家法理与乡土知识间寻找平衡点.司法所既具有法律实践的专业性,同时又因资源与权力问题与其他乡镇机构一样具有自利性.无论是旨在学术的"理解"还是指向行动的"改革",都不能忽视此类平衡法则对法律实践者生存的意义.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经济与文化因素——兼论乡村建设的三个面向

代际权力失衡是乡村治理中经济逻辑覆盖文化权力逻辑的缩影。权力、经济与文化应是乡村建设的三个基本面向,学界对三者的关联及其社会基础分析尚有待整合。在收入提高有限的前提下,重建农民参与性的社会文化网络,应是提高其非物质福利的战略导向。     

宗族、国家与社会三重认同下的村治逻辑——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经验本位性

从宗族、自然村和村“两委”三个层面来看,赣中农村地区展现的农民的宗族、社区和国家认同较强,此村庄社会基础塑造了其特定的乡村治理逻辑。对研究者而言,只有将经验置于本体性地位的前提下,获得农村生活内部性视角,方可能理解其治理逻辑,避免对经验的切割与想象。真正深入经验,研究经验,而非将经验当作一种附庸风雅的装饰,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社会结构类型与“混混”生存的社会基础——一项基于社会人类学的比较分析

在宗族、小亲族、分配型经济和高度地域认同等类型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具有拒斥“混混”的能力。在核心家庭至上、有关系弱组织、户族以及宗族急剧衰落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拒斥“混混”的能力则弱得多。抑制“混混”的根本之策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升村民的合作能力和组织化程度。     

社会区分、强力并接与资本亲和——人类学视角下的小青柑茶

小青柑茶是市场周期资本“内卷化”拼凑的产物。其经济叙事依赖诗性逻辑,而其品味的社会建构与区分机制,则切中了当代中产阶层上班族的“痛点”。在此过程中,不同“地方知识”的边界被强制打破、粗暴并接。这表明,市场从社会“脱嵌”后,并不必然伴随有效的社会“自我保护”,相反在资本“强力并接”作用下,人与物可能转向缺乏“文化自觉”的“资本亲和”。